1978年12月15日，持续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散会。

　　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指出，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所以，在于光远看来，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原本议题未涉及冤案平反

　　与以前很多重要会议不同，那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召开预备会。

　　1978年11月10日，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参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等共213人，其中，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3名政治局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全部通知到会。

　　会议一开幕，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讲话。他讲了会议要讨论的农业问题以及明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等议题。并提出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

　　但是，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

　　陈云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大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

　　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逐渐脱离了事先设定的轨道。

　　陈云说，对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

　　他列举了6个重大的的历史问题，主要是：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他们不是叛徒；彭德怀对党的贡献很大，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应该肯定“天安门事件”；中央应当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被简报全文刊登后，在会上引起反响。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讲话肯定“天安门事件”

　　11月25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9个问题，其中7个是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

　　肯定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相关文件全部撤销；为“二月逆流”受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陶铸平反；为杨尚昆平反。

　　此外，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组部审理”。

　　对“两个凡是”做自我批评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于是，华国锋在闭幕时做了一个说明。

　　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决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

　　华国锋说，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接着他说，在此之前，1977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华国锋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华国锋对“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并说，今后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称：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其实，争论并不局限于会场内。谭震林在10月份写就一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但《红旗》杂志拒绝发表。邓小平直接批示支持：“我看这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12月文章得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