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赵玉琴拿到了报销的药费，这是她平生头一次。88元，数额不多，却让她欣喜不已。因为她“赚”了，参加新农合才交了20元。“关键是以前生病谁管哩！再说这个数儿不错，吉利。”赵玉琴的感受很直接。

　　今年7月10日，卫生部宣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前两年实现全国覆盖。像赵玉琴一样，8亿多农民有了医疗保障。尽管这保障的水平还比较低，待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可是毕竟“网”已经铺开了。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合作医疗终于获得了新生。

　　对此，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颇感欣慰。79岁的他几乎一辈子和农村卫生打交道。上个世纪80年代，旧有的合作医疗濒于崩溃，张自宽四处奔走呼嚎，终究没能改变合作医疗的命运。以“赤脚医生”闻名的中国模式淡出舞台，农村开始了漫长的看病完全自理时期。

　　“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农民对看病贵形象而无奈的说法。没有社会共济、共担，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现代城市的中产家庭，更何况收入低微的农民兄弟。“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农村颇为普遍。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博士下乡调查后竟写成了专著《大国卫生之难》。

　　此一境况受到了社会和高层的重视。2002年，中央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特色为财政补助＋农民自愿，目标是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历史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事实上，合作医疗的起落几乎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缩影。先破而后立，是其共有的特征。在城市，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面目全非、趋于瓦解。养老保障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全部在一个单位、由单位全包的愿景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流动的社会保障网络尝试。

　　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将旧有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打破进行颠覆式的重大变革，并不多见。其转型的成本和艰难孰难预料，痛苦和折磨也注定无比巨大。只不过新的梦想恍然在前方，更好的未来值得去努力争取。

　　按照预设，2020年，我国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此一目标显示了这个国家的雄心，它放弃了面向少数人的补救式社保取向，把更大的责任置于肩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表示，我国的经济实力为建设一个水平适度的全覆盖社保体系提供了条件。2007年我国GDP超过23万亿，位居世界第四。

　　不过，全民社保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下子以同样的力度温暖所有人。城乡二元的社会决定了其中的差别，统筹级别的低下也影响着人们的感受。另外，钱仍然是短缺的。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未来是可预期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像赵玉琴这样的农民也能领到养老金或者失业金。那也将是破天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