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一线员工以外，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企业管理者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行，也使企业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者崭露头角。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方正集团的王选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新特点。

　　——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并形成一定气候。到2007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达到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的从业人员总量达到1.2749亿。这一群体主体性的释放和增强，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鸟巢一代”(80后，90后)的迅速崛起。这一代所表现出的自信、热情、坦率和开放，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社会层级结构的转型中，自主性是推动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三十年中‘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背后，有着人格从依附型向独立型、从消极保守型向开拓创新型、人情关系型向契约法治型的巨大转变。”韩庆祥说，这继承了五四以来“立人”的思想启蒙，就是要确立人的独立意识，促使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开发民众的智慧与能力，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观念和社会制度。

　　而贯穿改革30年的自主性，不仅是某一阶层或群体的力量，更是包容、吸收、固化各种进步力量，打破既往的束缚，使社会自主选择成为民族进步和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年来，各个阶层的经济活力与要求，与国家的发展理论、政策不断呼应，互动鲜明。从经济体制上，个体经济从不被承认，到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继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定位上，执政党成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得以加入执政党，并顺利地进行参政议政。

　　具体的政策更能体现出对各个阶层主体性的回应：非公经济36条、农民工权益保护、新型劳动关系建立、户籍政策调整，等等。这种整合社会利益诉求的自主性，使改革获得广泛支持，也使人的解放之路呈现为个人发展与民族进步有机结合为一体。

　　民族理想、时代精神、人类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

　　“以人为本是人的解放的升华”，韩庆祥说。他认为，直到2003年之前，中国的改革都是从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解放人，如打破政治束缚，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着重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等。而2003年之后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内涵深刻，包括哲学基础和政策基础；包括对“人”的全方位理解；包括今后发展的目标、衡量标准等根本问题。

　　常修泽也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念，让中国与世界发展同步。他介绍，二战以后各国人类发展理念，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开始增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80年代后，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

　　对于以人为本的内涵，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特别作出了界定，他说，首先，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是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二是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三是“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单纯地看作被同情、被关爱和被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四是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的主宰。因此，“以人为本”要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起来，把子孙后代的“人”也考虑在内。

　　常修泽认为，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因此，打造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也应该是全面的。如果按照“人本”的思路，今后的改革将在以下五大领域不断深入推进。

　　一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要素价格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

　　二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交叉点。应该从以人为本角度分析，寻求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政府管理制度问题。包括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着力点落实到“人”；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和政介(中介组织)分开；寻求“釜底抽薪”式的审批制度改革安排；推动政府管理的“层级”改革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

　　三是从以人为本角度分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提供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点是整体价值系统的改革，也就是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推进文化的多元化。

　　四是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以处理好国富与民生、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多元与平衡这样三组关系。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五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体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推进，更需要高度的智慧，融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成果于一体。。

　　“比如人权，在我国长期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禁区。”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回忆说，1980年代一段时期曾对人权的概念展开讨论，但主流话语仍将其归为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包含人权领域的全面进步。”

　　韩庆祥提出，改革唤醒了社会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确立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涵盖力、包容力、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全社会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力求达成社会的整合与凝聚。这种整合既强调不丧失被整合个体的自身特性，又强调个体中一些要素的动态交叉与融合，从而在高度和谐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功能，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在动态中的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大思路和一种努力。

　　此外，人的解放还应包含着民族特性与时代精神的有效融合。比如，中华民族传统中勤奋、上进与现代因素的生产力相结合；比如，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追求利益的本性相结合；比如，中华文化理想的“礼之用，和为贵”与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追求相结合。最终人的解放之内涵，应是民族理想、时代精神、人类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