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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前驻美大使李道豫:改革开放是外交强大基础
物质基础
经济观察报：能否请你回忆一下中美建交的相关背景？
李道豫：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但中美正式建交是在1979年1月1日，也就是说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一个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给外交工作很大的契机，许多新的外交目标和外交思想都是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形成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变化。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中、在一股股的反华浪潮中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且国际声望越来越高，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对国际上的复杂局面应该会比较吃力。
我在美国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给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基本同时起步，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当然也有美国国内的因素，比如美国总统卡特下决心和我们建交，所以这个情况是国内国际因素的综合结果。
经济观察报：具体应当如何理解中美建交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李道豫：当时的国际因素就是要对付苏联。卡特当时觉得要和中国有更密切的关系，他才能更好地对付苏联。而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这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举措。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也不例外。我觉得当时邓小平同志所想的，就是如何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向国际开放，跟国际上的互动要比闭关锁国时代的互动密切得多，更加要求考虑国际关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需要市场和技术，而这两点很多都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领头的国家，因而加强中美关系就成为我们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所以他亲自处理这件事，绕过了一些难关，克服了一些困难，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中美刚刚建交之后，即1979年初便访问了美国。当时，虽然尼克松已在七年之前访问了中国，但两国关系还是没有什么进展，而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考虑都要推进这一关系。当然邓小平不是第一次去美国。他1974年就去美国参加过联合国大会，但那毕竟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去的，而不是国事访问。所以1979年的访问影响很大，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访问期间邓小平也有很多睿智的想法。
转折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访问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如何？
李道豫：之后中美保持了十年的良好发展时期，不过中间也有不少困难，首先就是卡特之后里根继任。里根一上台就在台湾问题上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涉，中美达成了1982年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公报。不过总体上美国还是以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那时两国军事合作也不错，包括军事装备的合作。但到了1989年，美国带头制裁中国，高层往来和军事往来完全中断，经贸往来也受到了很大威胁。民主党人年年都要取消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执政则年年否决他们的决议，当然老布什主要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后来，克林顿在竞选中态度很尖锐，挑战老布什，指责他对中国软弱。克林顿上台后给中国限期一年，要求中国在五个方面做出让步，否则就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我是在1993年出任驻美大使的，当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对我说：“你看钟表正在嘀哒响，中国这一年里要是不让步，就等着最惠国待遇被取消。”再加上所谓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等，整个中美关系显得不如老布什时代。
经济观察报：这个状况后来是如何改善的？
李道豫：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研究了半年多之后，在1993年召见我说，还是要采取对华接触政策，还说要搞一个大手笔，举行一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表示要和江泽民主席会见。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态度和之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就思考这是由于什么原因。这当然有国际上的理由，比如美国对整个亚太地区形势的需要等因素，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92-1993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又掀起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所以到了1994年，美国主张中美经贸关系不能损害的一派，即以美国财政部长为首，包括商务部长、副总统在内的一派，同以国务卿为首的坚持人权的一派进行了一场大争论。最后，比较务实的克林顿决定还是要发展经贸关系。他发表演讲说，最惠国待遇这个杠杆的用处已经发挥完了，意思就是不再用这个来随随便便地威胁中国了。所以这一回合我们胜利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推动力。从那之后，中美关系逐渐密切，以至于双方现在都承认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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