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雾的重庆让人浮想联翩。这座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首都，现在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金融时报》前驻中国记者詹姆斯·金奇称它是中国的芝加哥，它的发展将像芝加哥在美国的崛起一样，带动一个国家整个西部的发展。它还为目前正在经受挑战的中国制造业输出了大量的年轻工人。他们搭乘火车或者长途汽车颠簸30多个小时抵达东莞或者深圳的工厂，留下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在故乡生活。在我走访的一所重庆开县的小学内，89%的孩子的父母都在沿海工厂打工，他们被戏谑地称为“留守儿童”——这所学校大概拥有学生3200人。

　　它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让曾经对它熟悉无比的人也感到陌生。1983年，当白修德(西奥多·怀特)再次回到这座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迷失：“在我一度为家的这个城市里，现在我只能认出两个地方：一个是狭窄幽暗的、周恩来过去办公用的共产党党部，这里曾是我经常来往的地方，我习惯在鹅卵石铺设的人行道上散步，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条林荫大道……另一个地方是旧城墙留下的惟一的一个门——通远门，尚保存完好，以作为考古学家对近代和古代历史的考证。”尽管是公认的中国的朋友，白修德和他的老师费正清在1940年代离开中国之后，也只是在1972年才得到再次访问中国的机会。他们当时是作为中国专家跟随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时的白修德几乎已经忘记了他在重庆学会的汉语，但是仍然被周恩来一眼认出。周恩来指着他用主人常用的客气话埋怨他为何在1949年之后从未到过中国，白修德回答说，“这可不是我的错”。费正清则用俏皮话说明了从那之后中美之间的尴尬处境：“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还多。”

　　在此之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却处在一个短暂但甜蜜的黄金时代。只要到重庆看一看我们就会明白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之间的感情。马歇尔别墅仍然耸立在重庆的黄山上，从那里走到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只需要十分钟。曾经出入这所官邸的人包括乔治·史迪威将军、亨利·卢斯、陈纳德、司徒雷登、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当然也包括马歇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将蒋介石抬升为世界的五巨头之一，尽管丘吉尔对此颇不耐烦。罗斯福赞扬重庆人民在轰炸下的勇气将激励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他说“保卫美国的关键在于保卫中国”。史迪威将军训练他的中国士兵，和中国将军孙立人在战壕中交谈，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其中包括著名的中国专家包瑞德和谢伟思——穿着中山装拍集体照。美国妇女们用医用棉花擦拭中国伤兵头上的污痕；中国农民则用滑竿将受伤的美军士兵抬到三十里地外的医院；中国厨师为著名的飞虎队烹制可口的饭菜。中国的报纸上还登出了美国的国旗，号召读者记住美国国旗，鼓励他们救助美国军人。双方都对对方存在着炙热的情感。亨利·卢斯在写给《时代》驻中国记者站的信末落款称自己是“TheOldChinaBoy”，作家斯旺博格说卢斯在1943年造访中国时，受到了自马可·波罗以来最热烈的欢迎；中国士兵亲昵地称史迪威将军为“乔大叔”，著名的滇缅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然，在这种炙热的情感之下掩盖着的是他们各自内部的分歧。卢斯强烈支持蒋介石的中国，史迪威对此却不屑一顾，包瑞德和谢伟思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中国抱有好感，白修德更是对蒋介石充满反感、对周恩来赞赏有加。甚至只拜访过中国一次的海明威也称赞周恩来是中国最杰出的人之一——据说这位知名作家的赞扬让延安认为自己在外交上大有可为。

　　二战的结束伴随着一系列的产物，其中就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阵营之争。意识形态的争论让政治家们抛弃了现实感。中国被划归到美国的敌对一方。双方互相竞赛着为对方描绘可恶图像。美国国内在争论着谁应该为“失去中国”承担责任，中国则大声地宣布“别了，司徒雷登”——直到不久之前，这位燕京大学创始人、美国驻华大使、卢斯家族的挚友才算回归中国，被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

　　深刻而漫长的隔阂，终于被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与基辛格等政治家们打破。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经常猜测，如果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没有被刺杀，他的理想主义和新思维是否会让他迈出通往中国的步伐。不过最终打开中国大门的，却是政治家们重新回归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崇尚实力外交和区域均衡，尼克松总是在寻找能让自己成为伟大总统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则面临着自己领导的国家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双方开始了谨慎的彼此试探和信息传递。即使尼克松已经抵达北京，双方仍然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热情，故作冷漠。历史学家们翻出尼克松抵达当日的中国报纸，发现头版上仍然充斥着关于劳动模范和英雄母亲的报道，只是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提到美国总统到访北京。

　　在1972年，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创造了历史，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在她2007年出版的著作《尼克松和毛泽东》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在后来出版的简装本封面上，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作为副标题：“只争朝夕”。但即使如此，中美签订正式建交公报仍然要等到六年之后的1978年。这六年中，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也未能迈出进一步的破冰步伐。或许会让基辛格颇为不悦的是，正式建交这个荣誉没有由他来完成，而是由他在学术上的竞争者布热津斯基促成。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中国的实际领导者是邓小平，一个务实主义者。当邓小平询问美国人，他是否能够派遣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时，卡特总统慷慨地对他的下属说，告诉邓，他可以派20000名。

　　从1972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复杂而有趣。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研究了从1972年到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他出版的著作名字为《美帝》，不过，这里的美帝指的是——“美丽帝国主义”。美国曾经长期被宣传为敌人和用心险恶者，但是中国人却突然发现，正是这个国家萌发出了让人赞叹的创造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尤其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繁荣的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新的学习对象。美国则为中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精英人物。（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