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石田生产队顶住“背离大寨道路”风险在全省率先改革

　　1978年到2008年，30年就在弹指一挥间，这期间有多少刻骨铭心之痛，有多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担当，又有多少心酸和惆怅，荣光和梦想……30年，也许江西没有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但从来不乏敢为人先的精英；也许没有好多个中国第一，但从来不缺众多能产生火热效应的人物。在变数和挑战如影随形的30年里，改革大道上布满荣辱沉浮。究竟是谁洞察时局，把握社会趋势，推动江西的社会发展？从即日起，本报每周都将推出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反映了江西人对他们的认同，是敢作敢为的集中折射。当然，仍是胜者为雄，败者犹荣。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名农民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相约宁愿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这件事被指为这一年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被称为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而被世人共知，并永久地载入史册。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江西省广昌县，在一位名叫邓垂木的农民带领下，80多名农民在安徽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按下鲜红手印之前的60余天，已然在全省率先不声不响分田到组。然而这个打破“大锅饭”的重大经济事件，在“背离大寨道路”的政治风险下，却因为悄无声息显得不那么重大。

　　酝酿惊人设想

　　把田分给社员

　　1978年9月，广昌县长桥公社石田生产队队长邓垂木内心正萌发一个大胆的设想：把田分给队员，从而让队员们都能吃上饱饭。这在当时可是个可能把他送进牢房的计划。

　　广昌县长桥公社石田生产队位于广昌县东南，是当时广昌县最大的一个生产队，人口约180人，其中劳动力80余人，吃饭成了老大难。生产队共有农田258亩，由于人口多，劳动力不好分配，邓垂木每天都要和会计饶凤仔分配哪些人该耙田，哪些人该施肥，哪些人该除草。人多手杂，反而依赖性强，大家没有积极性。年复一年，社员们就像撞钟的和尚得过且过。

　　那一年，邓垂木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看着社员们的迷茫，看着周边人口少的生产队一样能把农活干好又能吃饱。邓垂木感到不甘心，于是酝酿出这个在当时看来惊人的计划。

　　只准悄悄干

　　谁也不准说

　　按邓垂木的设想，把生产队分成5组，每组30多人，其中每组的劳动力18个左右，每组承包土地50余亩，考核方式是增产量，把田分成一、二、三类，一类田的亩产基数是500斤，二类是400斤，三类是300斤，各小组增加的亩产量交于国家收购，收购的款项除队里自留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以工分的方式返回给社员，即：如以一类田为例，收到500斤粮，每百斤计工分80分，收到了600斤，多出的一百斤，则计工分120分。如果没有完成，则要罚掉工分20分，每百斤只有60分。

　　在与会计饶凤仔把方案初定后，邓垂木从社员中挑选出5个小组的组长，让我们共同记住他们的名字：饶长发、饶细河、邓细饶、饶多娘、王芳桂。下工之后，在生产队的一栋两层楼内，那是生产队的办公楼，每次分稻种、分肥料都在这里，同样，也是在这里，7位农民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商量着方案的细节，如哪些田该列为一类田、哪些人应该分在一组等等，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一争论就到了深夜一两点钟，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田分下去，让大伙吃饱饭。

　　经过3天的争论，方案最终敲定。随后，在办公楼内，邓垂木召集了80余个劳动力开大会，宣布了方案。

　　“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虽然30年过去了，邓垂木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互相看着，议论着，脸红红的，仿佛不敢相信，又很愿相信。邓垂木要求大家只能悄悄地干，不准说出去。如果搞得好，下一年还继续搞。大伙均同意，在协议上按下了指印。

　　对于邓垂木的大胆，也有人好心地规劝邓垂木：把国家的田分给社员，是背离大寨道路，上面会追查。但邓垂木认定这是唯一的路。“我知道一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邓垂木的犟脾气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