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弃职从商者亲历30年来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

　　与当今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和已经身在职场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挤进公务员选拔的考场，甚至不惜为了一个几千分之一的机会惨烈拼争相比，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大地的那一刻，却是另一片景象——众多在政府部门或是国营企业拥有“铁饭碗”的人，毅然放弃稳定安逸的工作，投身商海，走上了一条自主创业的道路，人们给这些人送去了一个贴切的称谓——下海者。

　　“十亿人民九亿商”

　　今天再来细究这些勇敢地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们所书写的一个个故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波追逐财富的浪潮所引发的思想变革，要远比这场浪潮本身深刻许多。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并对国营和集体企业分配过程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展开了反思，开始考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分配思路，进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此后，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人事部统计数据显示，仅1992年，全国辞官下海者就达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一时间， “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

　　就在以南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人争相成为“倒爷”，在全国各地倒腾时，兰州人还在为争取一个公职而努力。地缘劣势造成的相对闭塞，让甘肃人对“下海”这一风险性极高且牵扯到安身立命的时代浪潮，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客观地说，甘肃人公职人员大面积下海到了1992年之后，那时，很多政府机关都大力鼓励工作人员下海自主创业，而且给予了相应的政策照顾。”康宏伟回忆说，他本人于1993年下海，之前是某行政机关车队的工作人员。

　　“试探性出走”

　　魏鹏下海之前是兰州一家建筑设计院负责行政的工作人员，虽然这是一份衣食无忧、旱涝保收的工作，但作为设计院这样业务至上的单位，负责行政的他依然觉得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加上对“日常工作中丝毫没有新意的重复作业”的厌倦，终于让他在1992年有了下海的念头。

　　“其实，当年就是否要下海是经过了一番激烈思想斗争的，当时家人和朋友一致反对我，直到我正式离开单位的那一天，我自己内心依然是忐忑不安，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魏鹏坐在自己宽敞办公室正中一张颇有气势的大椅子上说。

　　在记者采访过的这批最早的弄潮儿中，与魏鹏说法雷同的为数不少，用他们的话说，这叫作“试探性出走”，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彻底将自己的后路封死的极端做法，而是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

　　画家的南下梦

　　与魏鹏下海时的犹犹豫豫相比，李然的出走则显得毅然决然，这位得承家传而画得一手颇具古风国画的年轻人，起初在甘肃某省直机关任宣传干事。工作虽轻松惬意，但他总觉得机关里公文往来显然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在机关里和大伙儿分吃了两年大锅饭后，我决定南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那年是1993年，我25岁。”李然回忆道。

　　李然在深圳的生活可谓是颠沛流离，他画过广告画，做过家庭美术教师，办过美术培训班，后来还和人合开过广告公司，“打工还可以，做生意基本都是血本无归。” 他将此归咎于自己“书生气太浓”。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身兼数职，“最多的时候，我带着十来个孩子学画，还给两家广告公司画街头海报，同时还是一家杂志社的美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李然说，“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断学习，并坚持创作，只不过，由原来的国画转向了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