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换了三代电视机

　　本报记者 刘 霞

　　春节前夕，家住大同市帅府街的刘大爷在儿子的陪同下，买了一台40英寸的液晶电视。今年62岁的刘大爷已经离休，这是他换的第三台电视机了。“从黑白到彩色，从彩色再到液晶，我们家的电视机一代比一代个子大，一代比一代高级。”

　　刘大爷出生在大同市南郊区一个村子里，1978年，参加工作二十多年的刘大爷将家里所有的钱都凑了起来，托人从南方买到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由于信号不好，屏幕上总有一层模模糊糊的“小雪花”，可就那样，家里几个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每天一到晚上，儿子、女儿的同学都挤到家里来看电视。“每到过年的时候，我还将电视打包，带着孩子和它一起回村里过年，村里的老老少少一吃完饭就挤着来家里看电视，家里炕上坐的、地上蹲的，还有一些不好意思的人趴在窗户上看，一直持续了八九年。随后的几年里，附近的居民手里都有了闲钱，电视机也才逐渐多了起来。国产的、进口的彩电越来越多，电视里可以看的节目也渐渐多了起来。1990年，我们家换了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刘大爷边按着遥控器边对记者说。

　　刘大爷告诉记者，他家的那台彩电一直用到了2007年底，本来刘大爷觉得年纪大了不想再更换了，可是儿女们都不同意。刘大爷儿子对记者说：“我爸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盹，可原来的那个电视没有遥控器，到了晚上，老人只能先下床关了电视才能上床再睡觉，有时下床关了电视后就又睡不着了，实在不方便。我们几个儿女一商量，就给老人换了个有遥控的大电视，方便、省地方，看起来特清晰。”

　　自来水流到咱家里

　　本报记者 黄广斌

　　“男人累弯腰，女人泪蛋流！那时吃水，可以说是一天里最大的事情。”2008年春节，家住天镇县一移民新村的阎老汉坐在暖和的炕上，看着地下忙碌做饭的老伴和儿媳，对来串门的远房亲戚谈起了难忘的往事。自从年前自来水管安装到家里，70多岁的他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阎老汉张着露着几颗黄牙的嘴，讲着三十年前的往事：他家原来住在离县城三十多里的阎家梁，那里山高坡陡，村子“挂”在半山腰，几十户人家如火柴盒一样排在山上。村前的沟里除了夏天发洪水，平时是条干河沟，全村三百多口人吃水要到3里地以外的另一条小河里挑，那里有人们修的“土水库”。挑次水来回一趟需要两个小时，而挑回的水还是沟里的“渗沙水”，就像黄米汤，回家后倒在水缸里澄清才能吃。为了挑一次水，村民往往天不亮就起来，因为去晚了水就没有了，要再等上半天才能积聚下一担水。那些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单女户只好雇人挑水，没有水只好流泪蛋呀……

　　坐在炕上的阎老汉边抽烟边长嘘短叹：“这些年变化大呀，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先是县里打井队打井，后来打不出水，政府就号召移民搬迁，个人出一部分钱盖房，我们村和另外的何家村就搬迁到这里。开始我不想搬，毕竟住了一辈子啦，儿女从山上搬下来对我说好，村里就有水，挺方便，还能养羊养猪搞副业。我搬下来再没有挑过水，但吃的水可比过去好多了。去年，政府又投资安装了水泵、管道，给全村人家接上来自来水，人不出家门就可以随便用水，和城里人一样方便。哎呀，我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这是改革的好政策给咱老百姓送来的福呀！”

　　五毛钱到一掷千元

　　本报记者 张 琦

　　春节对于每个国人来说，是一年中最重要、最隆重、最热闹的日子。过年的感觉，是心中浓浓的一份亲情，是任何“洋节”所不能替代的。一家人团圆、吃年夜饭、守岁、拜年、逛庙会、看舞龙耍狮……尤其是燃放鞭炮，更是从儿时起就让人兴奋的一项固定程序，听着爆竹声此起彼伏，就感觉到，年——真是到了。

　　春节前，在太原市区一些烟花爆竹专卖摊位前记者看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烟花爆竹无论从“个头”还是种类，都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几十元到几百元的烟花成了普通市民家里必备的年货。家住北肖墙社区的小赵在一家专卖店选购了3卷60元钱的“喜相逢”爆竹、5个45元钱的烟花筒和一些小孩玩的烟花、魔术弹。他告诉记者：今年光买炮的钱就花了将近一千元呢。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小赵告诉记者，小时候对过年的期盼第一是放鞭炮，其次是“穿件新衣裳、有点好吃的”，然后才是“有点压岁钱”。在他的记忆中，“玩爆竹是过年最开心的事”。

　　小赵说，小时候每到腊月里，就开始赖着母亲要5角钱或1元钱去商店买一串“一百响”，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拆开线，将大红爆竹一个个地装进兜里，一溜烟跑到街上，从口袋里摸出爆竹，一个一个地放，听到“滋——”的声音，便往空中抛去，清脆的噼啪声是那样悦耳。“后来，鞭炮开始有了500响、1000响、2000响……放炮方式也由原来的拆下来一个个地放，变成了一挂一挂地放，再到后来，魔术弹、小飞碟、小礼花……各种各样的绚丽烟花，让大院里的小伙伴们更是兴奋得睡不着觉。”小赵认为，只有在烟花的装扮中，过年才越发美丽，年味才越发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