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立 实习生周志春 北京报道

　　1997年，小平走了。香港回归痛失第一号贵宾。

　　悲痛于伟人离世，欢畅于香港回归。携着历史的沧桑与正义，这一年的情感抒发，细腻、饱满而遒劲。第一次，我们在市场时代以无法抗拒的诚挚心态，自由地享受这份悲壮感与崇高感。

　　与历史相伴，现实如此有情有力；与市场相随，生活如此不倦不息。

　　民族心理的体验雄浑超拔，而世俗心情的享受则轻松沉醉。1997年，“快乐”成为民间情感解放的大本营；湖南卫视广而告之：“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

　　1997年是一场交接仪式，把历史交给了现实，把情感交给了生活。

　　隆冬的夜晚，洞庭湖上刮过的北风格外刺骨。

　　1997年1月3日夜11时，张勇在岳阳火车站搭上2次特快列车。去北京，他要开始自己的事业，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此前，身为岳阳电视台技术部主任的张勇，于1996年12月义无反顾地向单位提出辞职申请，他要去北京创办一家电视设备销售公司。

　　火车启动的一刹那，他知道过去的一切结束了，未来正在开始。在上火车之前，他还在家里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12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那段时间央视几个频道高密度地播放这个片子，让老百姓对几年都没有在电视中露面的小平同志产生了一些担忧：老人在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在病房里，老人很少说话

　　在电视台工作了10年的张勇也有这个猜测。在列车疾驰产生的有节奏的声响中，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自己炒单位鱿鱼的底气，就是电视中每天都在播出的这位老人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给的。

　　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二年级的张勇也曾参加国庆游行。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他挥舞着小旗，随着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激动心情。

　　“北大那几个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我们的队伍就在后面不远。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但隔得太远，模糊的人影，看不清楚。”24年过去了，张勇还在为没能亲眼见到老人而遗憾。

　　中国民间的猜测往往惊人地准确。这个时候“帕金森综合症”的疾病正折磨着邓小平。他躺在三0一医院一栋小楼顶层的病房里，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和大家一样看电视。屏幕上，一个人由远而近，老人看不清楚。

　　“那个走过来的人是谁啊？”老人问随身医生黄琳。

　　黄琳笑了：“那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老人什么也不说，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清，就俯身靠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黄琳看到老人脸上显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现在，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老人是1996年12月份住进三0一医院的。在病房里，老人很少说话，该说的，1992年春天已经说了。此时，老人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2月7日，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护士也没有回家。他的亲人也都在病房里陪着他，整座楼一片寂静，没有丝毫新年的气息。

　　身边的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医学界能够创造奇迹，可惜没有奇迹。老人与病魔又坚持争斗了12天，2月19日21时09分，终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93岁。

　　葬礼在蓝天，墓地在大海

　　24日上午9时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三0一医院，载着灵柩，缓缓西行。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两边站满了人。刚到北京一个多月的张勇站在送行的人群中静静地目送老人家的灵车远去。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要来送送他老人家。”张勇说。

　　老人的葬礼在蓝天，墓地在大海。

　　3月2日上午，银色的专机离开西郊机场，在北京上空低飞一周，然后飞向辽阔的大海。

　　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老人的遗愿。

　　这天，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人的夫人卓琳等亲属一起，以最朴素、最庄重的方式完成老人一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新华社记者何平、刘思杨登上了这架专机，记录下老人的葬礼。他们写到：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老人的葬礼庄重而浪漫。

　　在老人离开4个月后，香港正式回归祖国。香港回归痛失第一号贵宾。回归那一刻，南京静海寺的“警世钟”敲响了，上海黄浦江畔礼花齐放，天津海河边上群众打出“告慰小平，香港回家啦”的横幅。很多人为老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只差几个月的时间，老人“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的愿望没能实现。人们因此更加感谢老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改变轨迹，老百姓也并没有像21年前毛泽东逝世时那样内心产生惊恐。和毛泽东不同，这位“让中国人富起来”的老人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稳定的政局。

　　媒体评价说：“邓小平是百年来带领中国离实现民族复兴目标最近的伟人。”

　　有人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

　　邓小平逝世后，一些坚持旧体制的人认为有机会扭转局面，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核心是所有制问题。

　　原中央党校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的孙长江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小平去世后，当时北京流传着一本叫做“万言书”的本子，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股反对改革的暗流出现了。

　　在北京，一些反对改革的“理论家”不再触动姓“社”姓“资”的问题，这次他们找了个新题目“维护国家安全”。这篇“万言书”说：1992年以后，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假如决堤之水……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一锅端”。

　　文章危言耸听，让人们感到一股寒意。这股暗流走向前台是以批判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论文为标志。

　　厉有为1997年初的一篇文章认为，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厉有为认为，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相依共存融合的一面；建立一种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等。

　　文章还在修改中，厉有为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做了发言。当时被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厉有为看到批判材料吓了一跳，上面指名道姓地批判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这是“文革”结束20年来对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它被附加在厉有为的论文首页，打印成册，广为散发，闹得沸沸扬扬。

　　“五·二九”讲话解放思想

　　1997年，另外一个遭到批判的人是名震一时的企业家、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

　　尽管牟其中因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但在90年代，他以飞机易货贸易、卫星和满洲里开发三个项目名震中外，成为当时民营企业家的翘楚。

　　早在1980年代初期，牟其中就公开提倡所有制改革，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学的试金石”。他曾发表过《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等文章和讲话，推崇股份制，主张对国企实行所有制改造，引人注目。

　　一家杂志1997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认为是一篇重量级的全面讨伐民营经济的“檄文”。该文共12页，其中有10页批判牟其中。文章把牟其中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代表，对他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思想解剖”，特别提出了“牟其中现象”，强调应该“认识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能量’，把握到‘它的奔涌的潮头和趋势’”。文章批驳了牟其中一系列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言论。

　　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此后被说成“五·二九”讲话。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阐述治国理论。

　　很多看过上面“万言书”的人，可以听出江泽民讲话中明确的指向。他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是针对“左”的人士否定改革开放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人的做法。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资”的争论。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说：“1997年5月29日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这些人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