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程勤华

　　1978年前，我最害怕做的一件事是：填表格。因为表格上有一栏：家庭出身。

　　每次填表格，我总是把“家庭出身”这一栏，放到最后才填，极不情愿地写上 “地主”这两个字。谁不知道地主是剥削阶级，地主不是好东西，黄世仁逼死杨白劳，周扒皮“半夜鸡叫”，让长工们天不亮就起来为他干活,我痛恨地主。但是，因为我的爷爷解放前赚了不少钱，回到乡下买田地，建庭院，铺路、造凉亭。还雇了几个长工，几个短工种那几十亩地,理所当然地成了“开明地主”。

　　我生活在“地主”爷爷留下的阴影里，我们家住的黑咕隆咚的老房子，是“地主”留下的，院子里的假山、桂花树、茶树、腊梅树也是“地主”留下的。别的孩子都只有一个奶奶，而我却有两个奶奶，一个大脚，一个小脚。“地主”的家总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这些不同，让我深深的自卑。

　　我的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可以在一分钟内利索地填完一张表格，填一张表格对他们来说算不上是什么事。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候，我故意用很淡的铅笔填表格，为的是让“地主”这两个字看起来不那么醒目；有时候，我故意磨磨蹭蹭，最后一个交表格。有一次，我很大胆让成分后面的格子成了空白，庆幸的是，老师居然没有发现。有一次，我的前排男同学，拿着我填好的表格，在全班同学面前响亮地读出来：程勤华，成分：地主。惹来哄堂大笑，我无地自容，脸涨得通红，眼里噙满眼泪。代课老师批评了那位同学，对我说：我们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人生。那天，老师还为我擦去眼泪，帮我重新扎好松散了的小辫子。

　　有了老师的关爱，我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班第一批加入红小兵有五个名额，但没有我的份。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因为你成分不好，所以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贫下中农的孩子先戴红邻巾。我只能当面点头，悄悄地流泪。尽管在班里我学习最好，我唱歌最好，我跑步最快，我割草最多(班里养白兔)，但是，学期结束，那张大大的“三好学生”奖状，轮不到我。

　　1978年，我们家时来运转了，母亲是知青，回城了，我也跟着母亲成了城里人。父亲成了公社里的代课老师，父亲激动得一夜没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公社里的干部居然会来找他，让他去给贫下中农的孩子上课。

　　后来，自从父亲做了老师后，再填表格时，我会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上：教师。没有人说我填得对或者不对，我也就这样填了。

　　1983年，我高考落榜。1984年，听说工商局招工，我大着胆子去报了名。当我拿着报名表时，我怕了，我想，我该在家庭出身栏里写什么呢？“地主”还是“教师”，要是别人查出来我家成分是“地主”，而我却填写了“教师”，那问题就严重了。可是，让我吃惊的是，我在那张表格上，居然找不到家庭出身那一栏了。我被工商局录取了，穿上了制服。

　　记得那天我把崭新的制服拿回家，父亲让我穿给他看。父亲呆呆地望着我，眼里噙满了泪水，父亲帮我戴正帽子，对我说：“丫头，记住，你头上戴着的是国徽。要踏实工作，清白做人。没有改革开放，那有你丫头现在的好日子！”改革开放，我这个“小地主崽子”，从此迎来了人生中的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