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改革仍由政府推动还是还权于民

　　温家宝受访时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他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政府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

　　温家宝被外媒誉为中国的“首席同情官(者)”，与民工共同进餐，拥抱艾滋病患者，下煤矿与满脸黢黑的矿工合影，今年汶川地震又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赢得国际赞誉。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3月人大期间铁道部给自己在华南雪灾中的表现打了90分，引来一片嘘声，被网民评为“很傻很天真”，一位广州政协委员反思雪灾时提出要打气象局和铁道部这两只“老虎”，后被禁口。

　　原本期待的“大部制”改革数度难产，此前五次改革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李金华临退这般炮轰发改委。

　　中国机构改革之难，在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今年，陈良宇案终于出了结果。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远未了结。《财经》杂志报道上海社保张荣坤案时用了“打通权贵之门”六字诀。

　　香港传媒盘点改革开放30年用了“五大成就、五大不足”，其中五大不足包括政治改革进展缓慢、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环境污染。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受访时提出未来三个改革方向：一是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还权于民首先表现为增大民众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发言权，让公众在监督政府行使权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其次表现为还产于民，政府退出垄断行业，让小民有更多创业机会(经济学家陈志武)。回顾美国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权贵经济逐步让位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走向社会相对均富，美国中产阶级才得以诞生，民主才有了阶层基础。

　　“赢在中国”中，一位山东参赛者单膝跪地，“要行动！要行动！要行动！”直到泪水直流。可当一切格局既定，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2008年，创业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词。

　　2008年人们看到的现实是M型社会的降临。中国上行社会正在沦为又一个M型社会。股市今年已经消灭了4万亿以上的民间财富，房市也会消灭4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正在被绞杀，估计蒸发的财富也大致4万亿。由此推算，中国中产阶层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蒸发12万亿以上的财富。这大致相当于他们现有家庭资产存量的30%。

　　最新的毕业生调查表明，41.61%大学生就业靠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这对于一个正在上行的社会是致命伤。

　　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网上发文《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草根没有上升通道，中产何来？

　　“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网文《致汪洋书记——来自非珠区教师的心声》说：“汪老哥：您好！国家之根在教育，教育之根在教师，教师之根在工资——工资不提高，生活上不去，叫大家如何安教乐教？全省代课教师平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

　　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的。

　　每一位人大代表身后都站着一个利益群体。张茵说了几句代表本阶层的话遭到炮轰。民企老板们感叹，民企最困难的时候即将到来。每一个垄断集团周围都群集着众多民企。改革开放30年，最具创新精神的民企沦为寄生种群。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一月份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创纪录的5.1万亿元，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全国人民可以花的钱。与这辉煌的31%增长相比，近五年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和6.8%。

　　中国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个迷宫般的问题。人们读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财政增长，可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依然捉襟见肘。那么，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美国，去年此三项上的开支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刑普的提案石沉大海。只有东莞政府给居民象征性地发了钱，还未涉及对东莞作出主体贡献的农民工。更多的地方是赤字政府，金融海啸后中央不得不批准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政府自身难养，何谈还钱于民？

　　未来GDP增长押在拉动内需，内需的重头在农民。中国的内需在农民的口袋里。农民口袋不鼓，什么城市化、现代化、中产、民主都是空谈。

　　雷与囧：网络民主需要另类表达

　　胡锦涛9月20日上午与网民进行了20分钟在线交流，国家主席表示非常关注网民意见，并说网络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网络上与民众直接沟通。

　　此前，温家宝在人大期间也曾表示过，网民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这是“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两会手机报上“我给总理留言”达五十余万条，网民作为第N个人大代表的概念名副其实。

　　于是诞生了一个新词“什锦八宝饭”。政治民主与粉丝文化，经互联网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中国特色的民主蹊径。高举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大旗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盛邀网民参政议政， 4月17日二十多名网民受邀与书记、省长当面“拍砖”。

　　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美，达到2.53亿。与发达国家的网民相比，中国的网民更年轻，25岁以下网民占到51%，30岁以下的网民占到70%左右，年轻人成为网民的主力军，他们更乐于对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些年轻网民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40%，较高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参与网络话题的热情较高，发言的质量也较高。

　　当然，中国的网络民主还只是大学生民主、白领民主、中产民主。广大城市平民、农民或农民工尚被排除在外。他们表达民主的地方在别处。

　　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草根特色的“街头民主”。某些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构成中国的政治困局，“街头民主”事件频仍。

　　瓮安事件后，网络上诞生了“俯卧撑”一词，与此前的“打酱油”、“囧”、“雷”等一起构成中国式网络表达的新潮。杨佳一人杀六警事件震惊全国，杨甘愿受死只想讨个说法，众多网民与杨父一样不信平日老实愚讷的杨佳会为一辆单车连杀六个警察。杨案的蹊跷很“雷”人，网民以更“雷”的方式表达不满。“周老虎”案则从去年一直“雷”到今年，一位山野村夫终于“功德圆满”，成为某些官员的替罪羊。类似的还有艳照门，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这些网络语文成为本年度当之无愧的流行语。

　　如果说艳照门为人们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那么汶川地震引发的余秋雨跪求博文、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党疼国爱，纵作鬼也幸福”奇文则成为贻笑天下的话柄。网上引发的“范跑跑”事件大讨论，连外媒都热议“丑陋的Runner Fan”，但也有如《卫报》梭认为“范美忠的坦率是罕见的”。震区校舍大面积倒塌，政府大楼却屹立不倒，百姓想讨个说法再自然不过。把愤怒大多发泄到民办教师范美忠的身上，不是在转移视线吗？

　　Google提出网络职业伦理从“不作恶”到“少作恶”，百度在三鹿门中遭声讨。岂止是互联网，整个企业界以至社会都应“不作恶”，或至少“少作恶”。如若不发生“雷人”或“囧人”事件，百姓自然不再“打酱油”或做“俯卧撑”了。

　　斯文中国：城市在升级，灵魂也要升级

　　一袋小小的奶粉就足以抵消一场盛大奥运取得的国际声望。

　　奥运开幕式中，斯文中国只是中华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北京人的奥运礼仪只能看作政治动员的结果，而非温良恭俭让传统教育使然。

　　美国为贪婪付出代价，中国为诚信付出代价，“中国制造”声誉一落千丈。网上愤言：蒙牛蒙人，伊利不义，光明失明，呼吁全民拒购。毒牛奶事件让人愤慨和难以理解的是，蒙牛、三鹿、伊利、光明等，都已经是一等一的中国大企业，它们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不管你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一旦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蒙牛领军人物牛根生事后表现被指“口水多过泪水”。你是明星企业家、慈善家、青年导师，一旦你的产品有毒，就什么都不是了。

　　内部人揭露，中国人吃三聚氰胺已经好多年了，以三聚氰胺废料等为原料的蛋白精早已添入鱼猪饲料而被消费者“享用”了。而良心是质监不出来的，良心只会受到惩罚。

　　2008是中国企业家形象大崩溃的一年。不少“时代榜样”如王石、牛根生、李彥宏、黄光裕纷纷“栽了”，身未败，名已裂。又一次证明中国这个青涩阶层的不成熟与尴尬。

　　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就时髦词语“升级”有妙论：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升级，游戏在升级，上学读书学费在升级，大学教学质量却在降级，总之，都是消费主义在升级，而精神却在降级。

　　相比土地的沙漠化，精神世界的“沙漠化”更可怕。只有“灵肉同时升级”我们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007年在20英镑新钞上印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肖像。这位市场经济的奠基人、《国富论》的作者，晚年却致力于《伦理学》，面对钱潮滚滚“礼崩乐坏”的时代，很多人都不快乐，斯密的药方是：第一，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

　　经济学家认为，毒奶粉事件第一责任人在不良企业，但终极责任在政府，因为国家对百姓有信托责任。社会学家则以为，社会控制不只在于作为权力机器的国家，而更在于宗教、民风、乡规等软约束。

　　地震催生了新中国，80后长大成人，志愿者行善灾区，公仆更像公仆，公民更像公民。强烈的地震和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无数人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5·12大地震得出一个启示：“多难兴邦”。2月，贵阳大雪中的“绿丝带”行动也表现为某种“战时共产主义”，行人可以免费搭任何一辆系绿丝带的车。可惜，大灾之后又恢复如故。

　　中国政法大学成了今年高校的“明星”，前有杨帆教授与女学生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后有法学院的程春明教授被学生砍死事件。新教育无用论是学校只教授成功学，不教做人。重阳节有小学老师暗示小同学们她的生日，于是有家长拎着大闸蟹上礼。这样的学校有救吗？于丹有感于台湾人的祭孔节，八十岁老校长给孔子下跪，学子们宣示“不抽烟，不作坏事，不说谎”。而我们连简单的信条都做不到却空喊假大空口号。

　　兴邦不在经济强国，而在精神强国。恶化的贫富鸿沟、荒漠化的心灵，才是一个断裂社会最可怕的事。这比金融问题、经济停滞危险得多、也漫长得多。

　　美国专栏作家Paul moon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学者、科学家甚至性工作者，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2008我们看到这样感人而辛酸的场面，中国父母们牺牲节假日给子女培读、上英语训练班等各类补习班，公众图书馆里满是渴求知识的老少身影。中国人将西方家庭玩乐的时光用于学习，那份执着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好好活下去！”这句话诞生于汶川灾区，并将伴随中国人今后最困难的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