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廖翊）“1978年，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批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生。”1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首都文学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著名作家邓友梅感慨万千。

　　77岁的邓友梅神采奕奕，对30年前发生的一切记忆真切。“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已经20来年，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生活条件很差。已经这个年纪了，不敢有别的企望，最大的心愿是找个农村，盖间房子，种一块地，了此余生。”

　　心意沉沉之时，当年新四军老战友、著名作家茹志鹃前来造访。多年不见，邓友梅的生活处境让茹志鹃感到难过。为留大姐吃饭，邓友梅掌起了勺。

　　“我只会洋葱炒蛋，茹志鹃一边指指点点：‘哎呀，怎么能这样炒呢？’我把她支开。但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连张报纸也没有。于是，把床底下的几张纸找出来给她看，那里有我几年前写的一点东西。打成右派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东西，而这，是当年听到陈毅去世消息，作为他的老部下，我非常难过，随笔写下的点滴回忆。”

　　没想到，待他做好了饭，茹志鹃仍然沉浸在这几张纸页中。“把这个改成小说，发在《上海文学》上！”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的茹志鹃建议。

　　这是连邓友梅做梦都不敢想的！想当年，就是一篇《在悬崖上》，让他戴了20多年的右派帽子。一提到写作、发表，他胆战心惊。但是，茹志鹃依然“斗胆”把它发在了1978年的《上海文学》上，改成小说后题目叫《我们的军长》。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并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看到自己的名字又变成了铅字，我是既高兴，又心有余悸，20多年的教训太深了，我实在不敢再冒这个险。”

　　“不要再想去哪里种地的事了，重新拿起笔吧，为党的事业写作。”这位当年把他领上读书、写作道路的大姐郑重劝他。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鼓励。但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思想开始解放。同时，王蒙、陆文夫、刘绍棠等当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也一个个从外地回来了。我想，自己从小受党的教育，不能因为遭遇坎坷而失去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斗志，于是，我重新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1978年，一个新的邓友梅出生了。”

　　《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寻访画儿韩》《邵氏兄弟》《索七的后人》……复出文坛的邓友梅创作能量空前爆发，连续数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受注目、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在创作高潮时突然辍笔，转而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之所以重新获得创作机会，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对此充满感激。既然作协行政工作需要我，我不能推卸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这是我忍痛放弃写作的唯一原因。”

　　“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感到，过去的三十年，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全新的三十年，我的感慨一言难尽。我从心里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生命！”

　　全场对这位老作家的真情讲述报以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