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实习生 陈伊玮

　　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后来回忆，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习仲勋。

　　靠海却无鱼可卖，这是习仲勋主政初期面临的现实之一。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达16年之后的重新出山。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圳、珠海特区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卢荻是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个月后，习仲勋即前往宝安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却破破烂烂。

　　曾担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后来的一番话映照当时现实：“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元港币差之百倍。

　　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条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