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党际关系

　　“胡耀邦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共中央原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说。

　　朱良说，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和革命”？这是中国过去的一贯观点，认为战争 迫在眉睫。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还是坚持1970年代开始的联美反苏的政策？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另外关键的是， 是否和全世界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修复关系？

　　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最容易的地方做起，首先开始恢复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1980年4月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应邀访华。胡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最终双方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朱良说。

　　此后中共逐步和西共、法共、荷共等几十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胡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作为党际关系四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中共进一步开始同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1981年2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了法国社会党原第一书记密特朗访华。此后的1984 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亦应邀访华。胡在欢迎宴会上说，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胡耀邦说，意识 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合作的障碍。”朱良说。

　　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早在1979年，当时还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就在驻外使节的会议上说，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我觉得苏联要打我们不是一般的难。但是胡的观点 当时并未被接受，会议的总结报告依然强调，“唯一的危险来自苏联”，要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反对另外“一霸”(苏联)。

　　胡在1981年3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跟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第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做 开幕致辞时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 益的苦果。”

　　1984年，胡曾经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说，“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朱良说，“这实际上否定了过去我们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

　　此后的1985年3月，邓小平在同日本外宾谈话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实际上肯定了胡的观点，此后，上述观点被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1986年，胡出访欧洲四国，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名为《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的演讲。他说，“我愿意告诉各位，本世纪以至于下个 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 行而不致中断。”

　　“革命决不能输出”

　　1982年，胡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给予阐述，其中，特别提到“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此前的1975年，毛泽东对泰国总理克力说，‘拉扎克(马来西亚总理)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来往，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朱良说。

　　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后，“中国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包括不再邀请这些党的领导人参加国宴，撤销这些党的在华机构等等。整个调整活动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朱良说。(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吴瑶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