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庄稼汉30年的亲历见证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1981年的冬天，父亲所在的生产队也开始推行包产到户的新土地政策。这一年，父亲一家八口人分到了16亩土地，从此口粮问题不再困扰这个庄稼汉。2008年冬天来到的时候，年近半百的父亲想把让给别人耕种的农地收回，这一年，承包农地将会对这个家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令人期待。

　　四百斤的口粮

　　1981年冬天的时候，父亲终于不再为一家八口人的口粮发愁了。这一年，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小岗村亩产突破了700斤，小岗村村民的自觉创造此时已经得到上层的认可和推广，父亲所在的生产队也开始推行包产到户的新土地政策。

　　习惯了“大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的社员们似乎一时还无法适应这么剧烈的变化，他们普遍担心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后，谁来组织大家的生产呢？父亲说：“大集体的时候，种什么、怎么种，这些全是生产队队长考虑的问题，社员们只管按点上工就行，突然把耕地的主动权交给社员了，大家心里还是有点慌。”父亲当时也有这样的担心，一家八口人，他的一个妹妹已经出嫁，其余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还在上学，家里的劳力就是他和我母亲以及爷爷奶奶了。但是父亲是下了决心的，“就为分地后不再喝面糊糊，不再可怜巴巴地向别人借粮食也支持把土地包产到户。”30年后，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唏嘘不已。

　　按照父亲的讲述，农业生产的“大集体”时代，父亲、母亲和爷爷奶奶4个成年人每天出工每人能挣10个工分，挣的工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当年生产队分给家里的口粮。在当时亩产300斤左右的粮食产量下，生产队一年生产的粮食要缴公粮，还要提留下公益金。所有这些扣除之后，再按照生产队社员人数均分全部粮食产量的70%，其余的30%按照每个家庭所挣的工分计算。这样下来，劳动力充足的家庭挣的工分多，分到的粮食也就多。父亲全家4个劳力挣的工分养活八口人，家里每口人一年分到不足400斤粮食，来年开春之时，家里经常面临着无米下锅的窘境。

　　包产到户

　　1981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经过一番酝酿，社员们最后决定把整个生产队的地按照以前产量的高低划分成4个等级，每个等级所有社员抓阄，抓到哪块地就是哪块地，当年春耕时节，父亲一家分了16亩农地。

　　地分了，但是社员们的忧虑并没有丝毫减轻。十几年的“大集体”生产生活环境里，农户家里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了，“用什么来种地”成了摆在社员们面前的难题。在父亲的记忆中，当时生产队里有20多头牛，40多头驴，骡马只有7匹。

　　但是社员们有自己的智慧，他们的主意就是“小合作”。

　　社员们把生产队的牲畜等农业生产工具作价，按照总人口摊开，父亲记得好像当时每口人摊了60多元，全家是480元。以一匹骡马作价500元为例，父亲抓阄得到了一匹骡子，就还要拿出20元补给生产队。对于一个十几年没有积蓄的家庭来说，这些钱是无力承担的，经过协商，父亲就和邻居合作共同享有这匹骡子的使用权。

　　地分了，骡马也有了，一家人当时都很兴奋，春耕时下死力气干活，但是一年下来，粮食只不过勉强维持到年底，还是没有余粮。父亲说：“地太薄了，大集体时宁愿把化肥堆在库房里，也没人愿意出力撒在地里。”这后来成了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出工不出力”的佐证之一。

　　到了1982年的时候，情况大为好转，亩产达到了近500斤。1984年，为了稳定农民预期，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土地承包一般应在15年以上”。同时强调，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

　　农地新生

　　自1978年农地承包制改革至今，中国农村一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制度。农民基于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权，承包合同一般由农户与该农户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并由县级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这些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期限，在过去的30年里曾两次延长。但实际上，不少农村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遵从“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原则。1984年，父亲的二弟考上大学，接下来的一年，二妹出嫁，按照生产队“小调整”的原则，两口人的土地被调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