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岐彬

　　“三大件”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的进步而变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组成的“三大件”，是年轻人结婚的必备物件，笔者办喜事的时候，就赶了个正着。

　　那时候，凑齐“三大件”很不容易。一方面，购置“三大件”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三大件”的单件价格一般在100元—150元左右，三件加起来也不过四五百元，但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的工薪阶层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了。另一方面，有钱买不到东西更叫人闹心。那个年代，国家实行商品计划供应制，许多商品凭票供应，普通百姓想买点紧俏商品也犯难。

　　买手表还算顺利。1978年春天，我还在吉林当兵。借着在连队担任文书的便利，获得了连里分到一张“手表券”的消息。我喜出望外。但按照条例规定，部队战士是不准戴手表的，我自然也就没有申请买手表的资格。指导员是山东老乡，知道我急需手表定亲，便想法帮我斡旋。好在连队里排以上干部都已经有了手表，连部开会时，指导员顺便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把“手表券”破例让给了我。我拿到“手表券”一口气跑到县百货大楼，花110元买下了一只上海手表二厂生产的“宝石花”，启动了“三大件”的第一组合。

　　买缝纫机没费啥劲儿。村办企业里有个纸箱厂，专门为烟台缝纫机厂做包装纸箱，业务员都是与我同年同岁的伙伴，跑缝纫机厂跑得烂熟，找厂长弄了个内部指标，135元的出厂价拿下了一台“百灵牌”缝纫机。妻子至今还没舍得把它淘汰，有事无事就蹬几脚，欣赏着那嗒、嗒、嗒的节奏，从中体味过去那种缝缝补补的感觉。

　　买自行车最让人焦心了。妻子当时在镇上中学教书，老早就向学校领导打招呼了，想买一辆“大金鹿(青岛产自行车)”准备结婚。可公社“革委会”不分配“自行车票”，校领导也没有办法。眼看婚期就要到了，老校长是三天两头往公社“财贸办”跑。好容易等到9月初，第三季度的供应计划才迟迟下达。老校长第一时间从“财贸办”拿到了“自行车供应券”，圆了我们的自行车梦。记得当时“大金鹿”售价152.40元，花掉了妻子大半年的积蓄。

　　经过近半年的多方努力，我们终于凑齐了“三大件”。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初的金秋时节，我和妻子走进了婚姻殿堂。

　　“三大件”随着时代进步而变迁。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被冰箱、彩电、摩托车所取代。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步好转，“新飞”冰箱、“牡丹”彩电先后充实了我的家庭生活。唯有摩托车非本人嗜好，且城市生活并不需要，没有列入家庭更新之列。

　　那台北京产的“牡丹”彩电虽然只有18英寸，却给我的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晚上，全家三代人聚拢在电视机前，年迈的母亲看着艳丽的画面啧啧称赞：“瞧这颜色，多新鲜！”顽皮的儿子模仿“唐老鸭”的笨拙动作，手舞足蹈。妻子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跟着《渴望》的主旋律低声哼唱着“ 悠悠岁月……”那小日子也算有滋有味。

　　现如今，第二代“三大件”不再奢侈，成为普通生活用品。于是我想，还需要组合新的“三大件”吗？新的“三大件”是楼房？汽车？还是电脑？够级别的恐怕只有房子和车子了。然而，在现今城市，房子和车子恐怕也难以具备30年前“三大件”的巨大魅力了。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拥有了极其丰富的物质基础，无须再去刻意地追求拥有什么，攀比什么。享受着繁荣、昌盛与安定，一切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