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8日，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正在国外访问。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第二天，他就回国。之后的四十多天里，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相继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身经历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

　　在国外访问直飞北京

　　接到中办急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访问。我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是在1978年10月12日率领中国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访问的。按计划，约在11月12日回国。当时代表团的副团长是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

　　当时这两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接待规格很高，接触了方方面面，我一路上也在思考，浙江如何借鉴其中的经验，改善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就在离预定的访问结束日程还有4天的时候，11月8日，我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急电，要求速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次日，我和陈丕显登上回国的飞机。

　　飞机抵达北京，中办的车子直接把我接到京西宾馆入住，我遇见了许多熟悉的军队和地方的老同志，有些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大家握手寒暄，互相询问各地的情况，但最后集中到一点：这次会议的主题会是什么？尽管不是很明确，但在与一些老同志交谈中我隐约感到，这不会是一次例行的、平常的会议。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的3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依照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说：“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直截了当批评“两个凡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虽然此时的北京寒气袭人，会议大厅却暖意融融。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走进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看见他们，心里就特别兴奋和踏实，他们是我们革命与建设的主心骨。

　　按照原定的安排和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据事后了解，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

　　于是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宣布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我参加华东团讨论，由于中央要求大家“放开讲”，所以大家没有顾虑，讨论得很热烈，对一些问题的争论甚至是“面红耳赤”。两天后，邓小平来参加华东团的讨论。之前因为出国访问，没有穿军装，所以我不好向敬仰的小平同志行军礼，只是双手紧紧握了一下小平同志的手。

　　小平同志的发言干脆利落，直揭问题要害。记得当时，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他说，错了，就应该改嘛，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主席在的时候被打倒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不能出来了。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这是我们党的规矩。

　　针对一些争议的话题，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向前看，一定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上来。

　　陈云发言就像地震

　　11月12日晚上，在食堂吃饭时，看见许多东北的同志在饭桌上热烈讨论着什么，一打听，是陈云同志上午在东北组作了发言。用东北同志的话来说，“这个发言就像一场地震”。第二天，我看到了大会简报，当看完陈云发言的详细内容后，感觉是：振聋发聩。

　　陈云在发言中说，完全同意中央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陈云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比如“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彭德怀案等等。随后，陈云又提及了“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拨乱反正从此开始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3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次日，我回到杭州。此时，已离家70余天。但在北京的这40多天，我经历的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据《今日浙江》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