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从斗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外交转型始终与改革开放并行。

　　随着国力增强，中国获得了更强的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30年中国外交华丽的转身，留给世界的是一串惊叹号。

　　战略破冰

　　92岁的柴泽民永远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1978年12月15日晚，华盛顿康涅狄克大街2300号，中国驻美联络处大楼里面灯火通明。200多位美中友协会员受到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邀请到这里来看一场电影。观众进场后，柴泽民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规定，晚上9点前联络处大门不会打开。

　　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世界政坛将会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晚上9点整，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大门徐徐开启，明亮的灯火照亮了门口的大街，早已在门口等待历史时刻的美国记者们蜂拥而入。一个令世界震撼的消息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观看这场电影的观众此时才明白，联络处请他们来的真正目的不是看电影，而是为了见证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摆脱了当时两大阵营“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谨慎地向对方伸出了双手。世界格局随之改变。

　　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后来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他回忆说，1978年，中美建交进入到实质性谈判阶段。同年8月9日，柴泽民偕夫人带着建交的使命抵达华盛顿。

　　此时的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正会见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在谈判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柴泽民在美国也是因为台湾问题的承诺出现了僵局，紧急拜会了卡特总统。

　　柴泽民回忆，卡特直接就谈：“你们提出的建交三个条件我们接受，但是你们也应该考虑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卖武器给台湾”。后来，邓小平回答说，这个问题啊，咱们先建交再谈判。

　　邓小平的一锤定音及时抓住了机遇，在中美建交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28天后，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开始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日记中回忆邓小平留给美国人的印象，“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卡特记得一个细节，在肯尼迪中心，他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小平8天的美国东西部之行，掀起了强烈的“邓旋风”，让很多美国人改变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和敌意。

　　“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两大阵营仍然处于冷战状态时就提出了未来中国的道路。他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通盘审视后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的崭新时代观。

　　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进行了重大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外交部原部长助理、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外交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敞开的大门，吸引了世界的资本开始试探性地走进中国。在新的外交战略下，1989年5月，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自从上世纪60年代交恶后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冲出逆境

　　1989年7月1日，一架神秘的飞机闯进中国上空。这架飞机无名无姓，找不到任何国家的标志，但是它却一路通行。在这架飞机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正在俯瞰中国的大地。

　　就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原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国际反华浪潮高涨，中国外交陷入困局。

　　钱其琛认为，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对其自身有利。“对此，美国认识得很清楚。”钱其琛说。

　　1989年6月21日，老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

　　在双方秘密的安排下，斯考克罗夫特7月1日抵达中国。随后，他又数次奉命秘密访华。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这位特使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989年底，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援助。欧洲发觉美国虽带头实行对中国的制裁，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不断，而日本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落在了后面。由于担心今后失去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欧共体决定急起直追，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93年，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结束了1989年6月以来中美没有元首会晤的不正常局面。

　　西方大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行动，违背了历史潮流和国际关系准则，损人害己，维持了两年，最终彻底瓦解。

　　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动荡不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环境变得更为纷繁复杂。在这个历史的关口，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既不称霸，也不当头，坚持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好国内经济建设。

　　“非常务实，也非常有效。”沈国放说，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外交战略是中国的核心战略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交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外交便大踏步地走向务实，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为主导，逐渐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或者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开始步入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