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鸿谅

　　4次公开庭审，只要说起儿子小高(化名)，母亲韩冬梅就会不自觉地语气激昂，法官需要屡屡中断程序，提示她回 到法庭辩论的重点。这是一个母亲本能的悲愤，从3岁半开始练习体操的小高，经选拔进入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后仅1年零7个 月，就被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离校出走企图自杀。因为家境拮据，这位并不懂法律的42岁下岗女工，只能自己 充当代理人，试图为12岁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出走

　　小高的异常没能瞒过韩冬梅的眼睛。她在30岁上才得了这个儿子，因为是二胎，还被罚过一笔钱，不过圆了“要两 个孩子”梦，心里还是美滋滋的。韩冬梅对两个孩子都看得很紧，尤其是儿子。原因也很简单，女儿按部就班地念书，是最寻 常的成长路径，可儿子从3岁半开始练习体操，注定了做家长的要搭进去更多心力。

　　大约在今年4月，韩冬梅发现小高有奇怪的小动作，“不说话，用剪刀铰衣服，铰床单”。4月11日，她专门带着 孩子到北京友谊医院去做检查，这是先农坛体校的定点医院。医生诊断小高属于“情绪障碍”，还专门通过医务科开出了转院 证明，让小高去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向韩冬梅解释，小高的病必须要看专科门诊，擅长精神类疾病的安定医院才是最佳选择。 这是韩冬梅第一次知道，宝贝儿子居然患上了抑郁症。4月14日，韩冬梅带着儿子到了安定医院，心里隐约还有些期盼，可 奇迹没有出现，检查结果和友谊医院一致。

　　抑郁症这种专有名词，韩冬梅起初并不太懂，她尽可能乐观地想，也许就是情绪不太好，慢慢地调整，应该很快就会 好起来的。大约两周后，4月26日，周五，韩冬梅带着小高去安定医院复诊，病例记录上没有起色，“性情仍未好转”，他 还是会间或重复那些危险的小动作。

　　接下来的4月29日是周一，在家里过完周末的小高照例要回到先农坛体校，开始新一周的训练和寄宿生活。这样的 集体生活节奏，不到12岁的小高已经持续了5年多，从2003年被选入什刹海体校开始。那时候他才6岁半，不过已经在 西城区体校练了3年体操。寄宿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训练，下午上课，和其他家长一样，韩冬梅每周会去学校几次，带去换 洗衣服，尽可能地料理一下孩子的生活起居。和西城区体校的时候相比，韩冬梅不用再每天接送，搭进去那么多的人工，可孩 子不在眼前，终究还是担心的。家长们都如此，时间长了，才慢慢放下心来。2006年9月小高被选入先农坛体校之后，这 种生活继续。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种种意外，小高觉得，自己会继续这种生活节奏，一步一步走到实现梦想的地方——国家 体操队。

　　周一下午结束训练的时间是18点，按照惯例，接下来小高要和队友们一起去食堂。可这天他觉得“心里很难受”， 就一个人离开了学校。学校里没有人留意他的去向，直到差不多19点的时候，教练才发现小高不见了，于是赶紧打电话通知 韩冬梅。韩冬梅一下就蒙了，迅速赶到学校，打电话报了警，又给几个认识的学生家长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有小高的消息。 几位热心的妈妈也打车赶来先农坛体校，帮着她一起找孩子。

　　天已经黑了，韩冬梅决定先去4楼的学生宿舍找找线索，“看孩子走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背了书包没有”。有6 名家长陪她一起上楼，先农坛体校的教练朱辉和书记胡秉臣也跟着跑了上去。这个四人间的宿舍韩冬梅来过很多次，可这次的 情形让她很讶异，小高的东西乱七八糟，连书包里的书都被倒了出来。易柳(化名)是跟着上楼的家长之一，她和所有家长都 听到了朱辉和胡秉臣对于这凌乱的解释，学校也是想找线索，所以翻了孩子的东西，发现孩子留下了一封信。韩冬梅激动地索 要这封信，但校方告诉她们，信在保卫科。家长们于是决定更仔细地做一次搜寻，易柳是7位家长中最瘦的，所以由她爬到上 铺小高的床上查找。易柳翻得很仔细，她从小高的褥子下面搜出了一个锯条，还注意到墙上写着一行字：“我怎么了，杨月山 这么对我。”杨月山是小高刚进入先农坛体校时的教练，现在的先农坛体操队领队。

　　没找到线索的家长们只好在学校附近搜寻，之后又打着车无目的地在街上绕，但都一无所获，韩冬梅急得哭都哭不出 来了。她的手机终于在次日凌晨2点响起，打电话来的是什刹海体校的一名保安，他在后海发现了小高。韩冬梅连夜赶过去， 终于在什刹海体校的保卫室里见到了儿子。韩冬梅反复询问，才大致知道这个晚上儿子的行踪，惊出一身冷汗。

　　小高在18点离开学校之后，搭乘公交车回到了什刹海体校，他想去找以前的教练。先农坛到什刹海是一条南北穿城 的路线，下班高峰期照例会堵得不可开交。等小高到什刹海体校的时候已过20点，他没能找到自己想念的教练。带着内心的 压抑、失落和茫然，他沿着后海漫无目的一圈圈走着。走到某个寂静的地方，他突然冒出了可怕的念头，想跳进水里去。万幸 的是，想了想，又坐下了。后半夜的后海也慢慢安静下来，小高却依旧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直到突然有人把他一把抱住，什 刹海体校的保安终于找到了他。

　　症结

　　经历了出走事件之后，小高再也没有回到先农坛体校的训练馆，韩冬梅也终于感受到了抑郁症的可怕。埋在小高心里 的结，在几次心理治疗中，清楚地显露在医生面前，都是因为体操。

　　医生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7月30日：“患儿仍少语，发脾气，犯困，仍说‘我练不了体操了，看病也没用，我看 不好了，杀了杨月山再自尽’……表情气愤，开门、关门动作很使劲……”8月7日：“总是问家长，我应该去集训，学校为 什么不让我去，不如我的人都去了，为什么不让我去……”在这些一致的困惑背后，小高总是不自觉地重复另一个小动作—— 偷偷在纸上画画，画的都是练体操的小人。

　　从3岁半在烂漫胡同幼儿园被教练挑中开始，体操就逐渐成了小高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当时西城区的那位教练本来是 去挑选女队员的，结果发现了小高。大约在小高5岁多的时候，韩冬梅还特意给他报了一个舞蹈班，因为“舞蹈可以增加做自 由体操时的美感，能获得加分”。“那时候我儿子可忙了，烂漫胡同幼儿园进门的那面墙上，贴的全是我儿子跳舞的照片”， 这些都是令韩冬梅快乐的回忆。

　　在西城区体校练了3年之后，2003年，小高又被教练王志坚挑中，选入什刹海体校。现有的运动员培养体制中， 这是一种惯常的三级选拔路径，从区体校到市体校，再到省体校。在北京，这个顺序是区体校、什刹海体校和先农坛体校。进 入省级体校后，业余运动员成为专业运动员，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有入选国家队的机会，问鼎国际大赛奖牌。这也是公众熟知 的金字塔结构，竞技运动的残酷性也在于此。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体校生来说，都不可能登上这金字塔的塔尖。

　　不过这些看起来都是更遥远的问题。韩冬梅承担起每天的接送，她的体操知识随着儿子的成长一点点丰富，也在教练 们的夸赞中确认，儿子就是天生练体操的好材料。小高从2005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崭露头角。累积的比赛积分，也让他 年仅8岁就获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他拿到过2005和2006年两届“李宁杯”的全能亚军，以及2006年“李宁 杯”的单杠冠军。对练体操的孩子来说，这些当然意味着莫大的荣耀和信心。

　　2006年夏天，先农坛体校给小高发来了试训通知，为期半年，从2006年9月1日到2007年3月1日。试 训期间学校包食宿，并且每个月发放329.2元的试训费。并不是每个被选拔进入先农坛体校的孩子都能享受这种待遇，韩 冬梅说，和小高同一拨的孩子里，只有5个人是试训，其他的都是集训，家长要自己交纳集训费。韩冬梅也清楚，假如去了先 农坛，就意味着往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发展，没有退路了。那时候小高还在佛山比赛，等他回到北京后，韩冬梅和儿子认真谈了 一次，要不要走这条路。小高没有丝毫犹豫，他对自己信心满满：“我一定能练成的。”他甚至计划好了自己的将来，“就在 那里练4年，我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到时候我就能参加世界大赛，能升国旗奏国歌了”。

　　试训期间，小高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的实力，合同期满后获得转正。这样，不仅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还能每月拿工 资，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可他的梦还没来得及展开翅膀，两个月后，就被慢慢揉碎了。意外的失窃事件，开始让小高意识到 ，这个新环境似乎并不愿意接纳他。那是试训刚开始两个月，韩冬梅某一天夜间突然接到电话，是小高的队友打来的，让她赶 紧送300元钱到学校。韩冬梅很诧异，打车赶过去，反复询问才知道，小高同屋的L同学说自己的柜子锁坏了，把300元 钱放到了小高柜子里，两把钥匙，小高和L每人一把。可之后L说自己的钱不见了，于是小高就成了嫌疑对象。有年长的孩子 逼着小高自己承认拿了钱，还替他编了一个花钱的去处，继而就打电话追问韩冬梅要钱。韩冬梅一听这花钱的时间，“当时就 急了，那天是周末，儿子一直和我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去花钱”。看着明显受了严重惊吓的儿子，韩冬梅当然不肯敷衍了事， 她找了校方，要求严肃处理，并且报了警。校方找来了相关的家长一起开会，承诺澄清小高的清白，尽可能将事情平息了下去 。

　　其时噩梦开始。失窃事件之后，小高发现同伴们都不跟他玩了，“孤独极了”，甚至连“自己和自己玩也不行”。他 遭受的有言语刺激，“警告我不要再练了”，也有身体伤害，“他们老是打我”，有时候为了避免挨打，他躲在楼道里，深夜 熄灯了才偷偷回房，可没有用，他还是会被人抓住狠打一顿。身上的青紫伤痕，小高还不敢显露出来，练功房里孩子们都打着 赤膊，为了把伤痕藏起来，小高就用唾沫沾着白粉涂在身上。他不敢告诉家人，他担心假如妈妈来学校找领导，那他可能会被 打得更惨。韩冬梅还是忍不住到学校闹过一回，让校方严惩欺负小高的人。校方的处理方法同样是召集家长们开会，然后让那 些有份欺负小高的孩子自己写检查，说清楚他们都怎么欺负了小高。检查收上来让人吃惊，孩子们写的欺负小高的方法有“几 十条”。可惜韩冬梅几经索要都没能得到这份证据，所幸体校的书记胡秉臣在法庭上承认，“有这么个东西，有几十条”。

　　梦碎

　　那些伤害，小高曾经在法庭上自述，引来旁听者一片欷歔。“其实这些我都不怕，不管他们怎么欺负我，打我，孤立 我，我都能忍。”支撑他的是最单纯的信念，“我来这里是练功的，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太爱了”。

　　可唯一的寄托，也被揉碎了。小高发现，带他的教练杨月山并不给他练习的机会。对体操运动员来说，这是致命的， 几天不摸器械，身体就会失去感觉。小高只能眼巴巴看着队友L在器械上翻腾，他在馆里的时间更多是干杂活，比如队友要上 吊环的时候帮忙架垫板和抽垫板，或者做“扒倒立”。即使是到了法庭上，在教练杨月山看来，这是正当基础训练，“不仅可 以练基本功，还能增强智力”。杨月山给小高定的时间是“倒立一小时”，倒立下来，小高两个眼眶都会充血肿得紫黑，要一 步步摸着才能走稳。也有队友接受过倒立训练，可最多不会超过30分钟。

　　家长不能进馆，小高不说，韩冬梅原本也无从得知儿子的训练情况。可是2006年11月，她意外从杨月山那里得 到了一张录像光盘，洞悉了部分真相。光盘是杨月山让小高带回家给家长看的，韩冬梅很奇怪，盘上是同一个队员在各种器械 上训练的镜头，韩冬梅一眼就认出不是自己的儿子，是L。联系到此前杨月山对她的金钱暗示，韩冬梅觉得自己明白了这张光 盘的用意。后来细看这张盘，她意外发现，就在L练习鞍马的镜头里，出现了小高的影像，他跪在一旁眼巴巴看着L。之后还 出现过小高帮同伴抽垫子的镜头。韩冬梅最终没有给杨月山钱，“不是我不想给，是那时候家里真的拿不出钱来”。这张杨月 山无法自圆其说的光盘，也成为韩冬梅在庭审中的证据。可是和倒立一样，下跪也被杨月山解释成训练的一种，叫“压脚背” 。可是从录像中可以清楚看出，小高跪的位置是自由操场地和吊环海面坑边缘相衔接的地方，他的脚面是无法绷直的，根本不 是规范的“压脚面”动作。影像和小高的说法一致。

　　也许是从这时候开始，小高和韩冬梅开始理解了他们曾经听说过的一些传言。体育圈子也是一个大江湖，有恩怨也有 各种利益纠葛和金钱交易。队友小潘的母亲易柳就曾经投诉过一位教练，这名教练以各种明示和暗示方法向家长要钱，否则就 不给孩子们好好训练，教训起孩子来下手也狠。易柳很后悔自己没有早些相信孩子的话，“小潘每周一去体校都会哭，我都以 为是孩子太娇气不能吃苦”。她后来才发现孩子的伤，“茄子有多紫，孩子的屁股就有多黑”。

　　易柳懂教练的暗示，可她同样实在拿不出钱来。后果马上呈现在了儿子身上，小潘会经常回家哭诉，教练不肯教他， 教别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送了礼。这个1996年12月出生的孩子，也开始变得早熟，觉得自己洞悉了这个社会的真相，就 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换。易柳想过让孩子不再练体操，可每次去跟教练谈，他都会做出真诚的惋惜状，“不练多可惜啊，马上就 能进北京队了，凭你儿子的实力，两个月就能在北京队成为主力”。这些美好的许诺也像一个梦，让易柳一步步憧憬着往前走 ，停不下来。和她一样憧憬着的还有金悠(化名)，小段的妈妈。小段和小潘是队友，他们在同一个教练手里。小段家相对富 有，可金悠的钱都来得很辛苦，她是清洁下水道的。小段接触体操的时间更晚，7岁才开始，金悠的想法是儿子好动，就让他 练练体操，也不指望凭这个吃饭。可这名教练同样对于小段的先天条件夸赞不已，给了金悠更多的希望。这名教练向金悠索要 各种好处的手段更直接，金悠记了一笔账，几年下来，她已经花出去了十几万元。积蓄花完了，还借了一大笔钱，为此还被老 公骂过好几次。

　　易柳和金悠都曾试图让孩子换教练，到王志坚，也就是小高的教练手下。她们都觉得王志坚是个好教练，品行正直， 这一点小高和韩冬梅最有发言权。可是按照现行的体校规定，队员不能自己挑选教练，而且作为同事，教练们也不可能相互拆 台和挖角。易柳和金悠都只能忍着。当小高进入先农坛之后，小段和小潘也陆续获得了选拔入校的机会，不过都是集训，要自 己交纳集训费用。可小段最后没有去，虽然金悠已经打点出去不少的钱，可在2006年8月郑州的一场比赛之后，小段彻底 下定决心，不再练体育了。金悠记得很清楚，那场比赛，儿子的动作明明很好，可分数下来，做得比他差的分都比他高。小段 比完就抱着妈妈的腿开始哭，说“妈妈咱们回家，不练了”。金悠的梦也醒了，下午就带着儿子卷起铺盖离开了体操队。

　　诉讼

　　而韩冬梅和小高的梦，碎得更晚一些。当小潘这拨孩子入校的时候，2007年3月，小高的试训期已经结束了，可 他没有获得转正，他和队友们的差距被拉得很远。他的教练杨月山在这年6月成为领队，而他则在11月被分到了教练朱辉手 上。这期间的4个月，关于小高的训练，校方无法提供有逻辑的合理证明。韩冬梅都很难想象，失窃事件后，儿子是用怎样的 毅力在先农坛坚持着。在试训期结束后，她曾经要求校方让小高离校解除注册，但校方没有同意，至于解除注册，北京市体育 局才有权力这么做。为了防止各省之间相互挖角，小运动员们几乎从五六岁接触体育开始，就会被当地的体育局注册。

　　在朱辉出具的一份2006年11月的训练计划上，关于小高的评语都是“较差”，“身体素质较差，基本功较差” 。评语与小高曾经取得过的全国大赛成绩相去甚远，韩冬梅当然不能接受。而最无法接受的是小高。他很清楚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的体重从54斤增加到了92斤，他的动作不再灵巧飘逸，说得更直白一点，他甚至已经无法完成自己五六岁时的动作了 。新教练朱辉一度给了小高莫大的希望，“我憋着，换了一个教练，总有出路”。可这希望也很快被打碎了，有一天在训练场 ，他亲耳听到杨月山告诉朱辉：“不要练小高。”他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我完蛋了”。离开了教练的庇护，小高终于明白 ，“并不是凭实力就能出头”。

　　韩冬梅不相信，她总觉得事情会有转机，因为她坚信朱辉是个善良的好人，她愿意理解朱辉承受的压力，“40多岁 才结婚，女儿刚出生3个月，他不能不听杨月山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2008年4月份，为了弄清楚儿子的真实训练情 况，韩冬梅要求朱辉务必录下小高在体操6项中的训练情况。朱辉信守了承诺，4月25日左右让小高带着光盘回家给了韩冬 梅。韩冬梅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队员都是赤膊，只有小高穿着红色的运动服。她追问儿子，小高说，“就我一个人最胖，觉 得丢脸”。那些动作，韩冬梅一眼就能看明白，根本没法跟以前相比。这段录像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队员们轮流上器 械，等候的时候，大家都站在一块，有说有笑，只有小高做完动作之后，就自己一个人静静站到了墙边，脸上没有任何神采， 偶尔无奈地抬头看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轮到他了，才会梦醒一般重新跑到等候区。把光盘看完，不用小高再做任何解释， 韩冬梅觉得，自己明白了一切。

　　医生多次建议韩冬梅，最好让小高入院治疗，她也想，可现实的家境不允许。她下岗了，丈夫也是。前几年丈夫还做 些小生意，可现在身体也出了毛病，糖尿病。一家最稳定的生活来源，只有22岁女儿的工资。韩冬梅只能试着和校方沟通， 寻找解决途径。她说自己一度也得到过答复，诸如“先带着孩子去看病，学校会解决的”之类的承诺，可却迟迟没有见到兑现 。韩冬梅因此也无法为孩子选择定期的心理治疗，“做一次要300元，每周两次，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个钱”。

　　2008年5月19日，在和校方多次交涉无果后，韩冬梅只能选择诉讼。对于他们的家境，管理南半截胡同的街道 办最清楚，所以街道办也给这对夫妇开出了“零收入”的证明。其实不需要这份证明，到南半截胡同看一眼就一目了然。这是 菜市口旧城改造之后留下来的胡同，以后据说也不会再大规模拆迁了，只会在原址改造。小高的家就在这些大杂院中的某一间 ，不到20平方米，中间做个间隔，分出客厅和卧室。客厅的一部分用布帘再间隔出来，成为高父的床位，而韩冬梅和带着两 个孩子住在里间的卧室。靠墙的单人床是小高的。韩冬梅尽可能把家里的东西分门别类，可怎么看，都是乱糟糟的，卧室里进 去3个人，连转身都成问题。

　　诉讼彻底撕裂了校方与家长之间最后的温情。校方采用的策略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承认，连小高的病例都不承认。 为此，主审法官不得不重新在双方当事人的见证下，亲自带着小高去安定医院看病，结论和以前一样，抑郁症。于是校方变更 说辞，让教练们出具书证，证明小高在校期间没有任何异常。小高参加过庭审，他开始都很沉默，慢慢就忍不住要自己为自己 辩护。11月7日，小高过完12岁生日后，参加了第3次庭审，可庭审过后回家就情绪大变。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那么 尊重的领导可以在法庭上说瞎话。他气得直哭，还病了一场。所以韩冬梅都尽可能地让儿子避开记者，“很多话不好在他面前 说，不能再刺激他”。她一点点看着儿子的性情大变。奥运会期间，小高根本就不敢把目光停留在体育节目上，一看到就换台 ，可那时候的北京，铺天盖地全都是体育。

　　小高后来告诉韩冬梅，自己的确是留下信才出走的。信的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描述了杨月山教练怎么欺负他， 不让他练；二是希望以后教练能好好对他，让他练；最后还留下了自己出走的地址，什刹海体校。事发后，校方原本是承认有 这封信存在的，可等事情到了法庭上，就变成矢口否认。好在韩冬梅早有准备，在与校方相关负责人对质的时候，偷录了下来 。在庭审的时候，这些录音材料被拿来质证，场面很讽刺，比如体校保卫科科长一面听着录音里自己承认信的存在，一边对法 官否认，先说这话不是自己说的，接着又说，是自己的声音，但自己不知道。以至于法官都只能警告他，如此前后不一，又没 有合理解释，只可能是说瞎话，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韩冬梅努力试图证明，儿子在先农坛体校遭遇到了不公正对待，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她的索赔额度也随着情绪的变化 屡次变更，从50万元，到15万元、25万元。她不懂法律，也不懂得主张的要点，她只是想让更多人能够相信，小高真的 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害，这也是一个母亲为了保护儿子本能的激动。幸运的是，韩冬梅的执著终于得到了一些家长的支持 ，比如易柳。她同意小潘出庭为小高作证，曾经在入校的时候，亲耳听到过那些要孤立小高的恐吓，以及看到小高被欺负。开 庭前，易柳严肃地问过儿子：“能不能保证说的都是实话。”小潘回答很干脆：“能！”而小段也在母亲的带领下，几次来旁 听。他开始抱怨自己的母亲，“你看人家小高的妈妈，就能为孩子讨公道”。金悠也动心了，她想起诉什刹海那名坑了自己和 孩子的教练。可她心里还是摇摆不定，去年，她和易柳一起到什刹海体校闹过，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法律是否真的可以还她和 孩子一个公道，她不知道。

　　回过头来看看这几个孩子，除了小高的抑郁症，小段患上了“抽动秽语综合症”，动不动就容易着急上火、面红耳赤 、说脏话。金悠住在郊区，为了给小段重新找学校，费了很多心思，很多学校都嫌体育生成绩差，不收，结果两年下来，金悠 给孩子转了3次学，在教育局的帮助下，今年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一所公立学校。幸运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和班主任知道了小 段的情况之后，给他专门制定了学习计划，“以鼓励为主”，还给了他很多自由空间，比如上课时可以看课外书。这种鼓励教 育看起来颇有成效，这也是金悠说起来唯一会高兴的事情，“这两个星期，老师都表扬他，孩子自己也有信心了”。

　　先天素质也好，后天努力也好，他们曾经都是对自己自信的、心气高的孩子。他们眼里的世界曾经很纯粹。可现在， 他们甚至已经明白了食物链的生存道理。失去的童真，不管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回来。更麻烦的是小高，被官司拖着，新的学 校也没有着落。体操，练还是不练？韩冬梅和小高都无法下定决心。小高始终承受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绝望，“除了体操，我不 知道还能做什么”。但他依旧并不愿意让母亲担心。12月4日，北京骤然降温最冷的那一天，是韩冬梅的生日，傍晚小高偷 偷出门，用自己攒下的8元零花钱，给妈妈买回了3朵康乃馨。记者去到韩家的时候，花还在瓶子里插着，已经开始枯萎，“ 我说什么也舍不得扔的，做成干花也要留起来”。韩冬梅说这话的时候，不再是法庭上的激昂神态，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的未成年人和部分家长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