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6日，央视《中国财经报道》播出《土地上的变迁》，以下为节目内容。

　　一、麻辣乡情

　　有一个词汇，最近几年响彻大江南北。这个词汇的流行，不是在城市，而是在中国的农村。这个词就是——土地流转。今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土地流转这个关乎农民利益、农村发展的课题更加引人关注。

　　刘老汉今年55岁，是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一家四口人，承包了村里8亩地。按理说，承包了这么一大片地，应该有不错的收入，但刘老汉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刘老汉带着记者来到他承包的庄稼地。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农民刘正明：“原来村里这个土地下放的时候，我种着，种着当时那时候自己也不得什么，就是土质太薄了。当时我们种的时候就是很皮层，就是老百姓说就是石光梁，直接石光梁。”记者：“石光梁是什么意思？”“石光梁就是咱老百姓说的，就和光脊梁似的，根本没有土质，就是你看很薄薄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你看从这边来讲你看，连20公分都不到，草都不长，全部是这，草都不长。”

　　公家庄村一共有2300亩地，大部分都是刘老汉所说的寸草难生的丘陵地。由于土质薄，如果没有好天时，很难有好收成。所以在2005年以前，这个村是莱芜远近闻名的落后村。

　　2005年也是刘老汉一家最艰难的一年。二女儿考上了市里的技术学院，这本应该是家里的一件喜事。但就是这件喜事，却成了当时刘老汉一家最沉重的负担。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农民刘正明：“上技术学院以后吧，哎呀当时没有钱，你土地收入那个岭上地瓜干不值钱，当时地瓜也不值钱是吧，玉米很贱，6、7毛钱玉米，卖了收入一年的庄稼，卖卖，敛和敛和，都给她拿走了。”

　　刘老汉想尽办法凑了2000多块钱，但离女儿6400元的学费还差4000多块钱。刘老汉只能四处借钱，可第一年的学费凑足了，第二年却还没有着落，就在刘老汉着急的时候，村干部找上门来了，想让刘老汉把他承包的8亩地转包出去。这可难坏了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汉。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农民刘正明：“我对象就说你卖了这个地转让出去，咱那个钱，咱花好花，如果说咱收了，花生也提高了，又是玉米了或是地瓜干了，这个物价涨了，咱那个钱不就没了，也是顾虑，俺两个就商量，就考虑这个事，你光顾虑不行，你这个咱寻思从春上一直干到秋上，咱才收入多少钱，咱就算这个账了，你像一亩地用多少玉米种，施多少肥，浇多少水就考虑算这个账。”

　　刘老汉一家承包8亩地，其中3亩多地是贫瘠的丘陵地，4亩多在平原。这丘陵地，每年刨去种子、化肥、浇水等费用，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一年收入也就300块。虽然这丘陵地收成不好，花的心思和时间却是最多的。这回按照村里的说法，土地转包出去，每亩地每年他可以得到600块钱补偿。

　　其实，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可是刘老汉一家担心，万一他们种的白薯、花生价格翻着番的往上涨，每亩地的年收入超过转包土地的价格，他们会不会将来吃亏。记者也担心，土地到底转包给了什么样的公司，这家公司有没有能力兑现他们的承诺呢？

　　山东是我国有名的农业大省。位于山东的莱芜市，以“三辣一麻”在全国著称。这三辣指的是：葱、姜、蒜。一麻指的是花椒。

　　刘老汉家的三亩地就转包给一家专门做生姜、大蒜和蔬菜出口生意的公司，这家公司年加工出口大蒜6万吨，生姜4万吨，销售收入12亿元人民币。可这样一家大公司又怎么相中了刘老汉的几亩丘陵地呢？

　　山东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建增：“我们的国门打开以后，国外的要求对我们应该说标准越来越严，应该说当时逼着我们来说建基地，从源头抓起。”

　　随着一些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要求越来越严格，做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公司实行的是订单农业，只要有一户农民种的葱姜蒜出现差错，对万兴公司来说，失去的就是整个出口市场。

　　山东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建增：“应该说我们觉得只有这个土地的规模集中，你才能够有标准化，才能有国际化，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连整片都没有土地的规模集中的话，你就没法谈这些标准了或者统一了。”

　　出于这样的想法，柳建增开始挨村找土地。2006年，他来到了刘老汉所在的莱芜市公家庄村，在他看来，这个村上千亩贫瘠的丘陵地一经改造还是大有可为的。他们打算把土地重新修整。原本20公分厚的土层加厚到60公分，把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填成一大片平地。加上专门铺设灌溉设施，公家庄村上千亩丘陵地可以旧貌换新颜。经过测算，这要投入200多万元，但这个数字和出口市场的销售预期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山东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建增：“借助我们的基地打出我们的品牌来，有了品牌的话，你这个销售价格也会高一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就不同于普通的产品了。”

　　柳建增算的是大帐，但对于他这个外来者，村里人一开始并不信任。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委会主任沈玉禄：“反正公司就想着签30年，我们考虑了以后吧，这个30年我们不能签。”

　　了解了万兴公司的实力，村委会讨论后觉得，公家庄村共有2300亩地，大部分处于丘陵地带，土地贫瘠。每亩地除了支出，收入也就在300元左右，而万兴公司的出价是600元，看起来还是合算的。但这不代表没风险。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委会主任沈玉禄：“我们害怕村民还有点风险，如果现在这个农副产品就是上涨了，我们这个土地呢还动不动，这样呢就是，如果农副产品下调了，但是浮动这个600块钱就不动了，我们只允许涨，不允许降，于是我们才签了10年的合同。”

　　考虑再三，村里决定30年期的合同改为每10年一签，土地转包的基准价定在每亩地600元，如果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再进行微调。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把土地转包给万兴公司后，原来种地的农民干什么呢？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主任沈玉禄：“由我们村民来打工，就是说我们这个村民来打工以后呢，就是说万兴公司这个地，任何人，任何村的村民都不能干，就争取我们村民来干，因为我们村民拿出来的地，我们村民就来打工，就是说在农忙的时候，实在找不着人了，如果说在外地找人，也经过我们村委研究决定，同意才能行呢。”

　　万兴公司转包过来的地，打算种蒜和姜。转包出去土地的农民每天还可以回来挣工资。这样的双重收入对农民来说是一箭双雕。2006年，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同时，刘老汉拿到了第一笔转让租金。刘老汉又把留下的4亩多平原地种上了玉米。他还找了村里的几户农民，成立了一个小建筑队，在村周围包活干。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刘老汉家里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公家庄村农民刘正明：“这么去年又结这个钱以后，我想买嘛，买个三轮车吧骑骑，就买了个三轮。”

　　电动三轮车一下就花了刘老汉4000多块钱。随后，彩电、电暖气，就连电饼铛和搅拌机也一股脑被他请回了家。今年年初，刘老汉还给自家的房子换上了新瓦。

　　近3年来，在麻辣之乡的山东莱芜市，共流转土地42.6万亩，土地主要流向龙头企业和民营大户。流转的土地通过标准化生产，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平均每亩收益提高30%左右。目前，山东莱芜80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912元，其中60%以上来自二三产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2：1。

　　二、成都试验

　　成都，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消息近一年来在这里不断上演新的一幕。随着城乡统筹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在这里的乡村涌动如潮。2008年11月25日，记者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一定要在土地流转之前，解决确定土地相关权利给谁的问题。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首先是土地的所有权，第二个是土地的使用权。确权是流转的前提。因为权属不清晰，流转就没法(进行)。怎么流转？谁在流转？收益归谁？就不清楚。必须先把权属明确清楚。谁的地？谁在使用？把它明晰了。面积是多少？明晰以后，再说流转。”

　　按照黄晓兰的一句话，土地流转之前，第一要确定权属，第二要实施规划，第三要进行耕地保护，只有这三项工作没有了问题，才有接下来的流转交易可言。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什么规划？就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然后还有我们地方的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必须符合规划。这个就是用途管制。”记者：“它会制约什么呢？它会确保什么呢？”“一个是确保我们耕地能够保护住。耕地这个18亿亩红线，保护到耕地。第二个确保我们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有序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说，该保的地方就保护，该发展农业的，就发展农业。该发展城镇的，就发展城镇。该发展工业，就发展工业。”

　　黄晓兰告诉我们，这次确权工作，关键是为农户办理土地使用证、为农村集体经济办理所有权证。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以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突破口，总体上形成了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为特征的新型的土地改革和制度。然而，看似简单的确权工作，黄晓兰他们在执行时遇到了不少新问题，为了让记者有一个直观地认识，她画了这样一张图来说明情况。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我们这个地方，最小的基本单元是一个(村民小)组。那么这个组呢，它有很多道路，先把道路画起来。然后可能有一些沟渠，对吧，沟渠，道路我们随便这样画。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房屋。”

　　在一个村或者村民小组，有沟渠、道路、房屋、耕地、菜园、果园，这都是中国农村最为常见的，可它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土地用途。主要有农田和建设用地、林地三类。一般来说，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关乎农民个人利益。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使用权，就是使用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就分建设用地使用权，农地的使用权，林地的使用权，是吧？然后就是农业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是吧？然后这个都要到户。”

　　黄晓兰解释，为首先保护耕地，在这次确权时会首先丈量测算农用地，每一个农户家里具体承包经营哪一块耕地，这块地的具体面积都会用图纸确认，发证到户之后，农户们就不得擅自改变这块土地的用途。此外农民的宅基地和其他集体建设用地，这次也要发给土地使用证，证书要注明土地位置、相邻关系、土地和房屋实测面积。可以说，这次发证关乎各家各户的土地大小和邻里关系，也关系到城乡统筹的大局，有不少地方需要探索突破。

　　记者：“农民农户他们把耕地，用于农家乐这样的建设用途了。在这次权属认定过程当中，你们怎么处理？”黄晓兰：“如果是擅自搭建的，我们一个是测，最后把面积测量下来，我们要公示，在集体经济组织公示，每一户，每一户多少面积，让老百姓互相监督。他的房屋是什么时候建的，他要提出来，他没有。那我们还要查国土(来)源，要查它这个地，是不是批准的。没有批准，那么没有批准，他该不该建。就要去判别了。如果确实属于他们家人口增加了，需要建房屋，房屋不够了，这种给他补办一个审批手续。”

　　攀谈中记者了解到，宅基地的确认也是成都确权实践中的一个难点，按照成都的有关政策，按地域不同，每个农户修建住房时，每户每人有30或35平方米的宅基地，但在具体测算时，就会遇到不少新鲜事。成都国土局的局长曾敏就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遭遇。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曾敏：“颁证期间那一瞬间，一个孕妇，她肚里怀了一个七个月的孩子，另一个肚里怀了两个月的孩子，她们俩有没有区别，该不该把土地给她调一调，给她确权颁证，这些问题都在确权颁证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是，在实验区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它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些问题，让农民他们集体经济组织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比如说，这个集体组织大家共同来议决，我们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七个月他就是一个生命了，这个应该给他，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两个月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因为七个月的孩子出来，我们传统讲，小产的话，他已经可是一条生命。而两个月的不给，七个月的给，农民之间就达成一种共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在我们想象的，我们在颁证确权之前，觉得这些事情好难，怎么解决，好了，在这次实践工作中，农民的智慧，基层农民的智慧真是非常的高。”

　　三、确权进行时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次土地确权实践中的问题，记者赶到了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东岳社区，当地的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在东岳社区测量时，全村多户人家都超出了规定的每人30—35平米的宅基地面积，最典型的就是刘孟华家，宅基地甚至超标翻了一番。

　　成都市温江区国土局地籍事务所所长杨宇：“经过1：500的实测，其实我们测量的结果，刘先生家里面的一共宅基地面积是350.62平米。按照我们温江区区县管理的规定，我们是人均35平米，超过5人就是按5人计，刘先生他应该是批准拨用的应该是175平方米。”

　　按照规定应该发给175平米的土地使用证，但是刘孟华家的宅基地实际测量面积是350平米，这个土地使用证该怎么发呢？村民刘孟华告诉记者，他家的房子是在1985年时建的房，当时花了两千多块钱。在村里，算是头一户居住面积超过300平米的。

　　成都市温江区国土局地籍事务所所长杨宇：“但是因为刘先生的房子是1986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就修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这次确权过程当中也把握了一条，还权赋能，就是尊重历史，完全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样一个主旨。”

　　记者注意到，在村民刘孟华的土地使用证上，宅基地注明175平米，超出宅基地分配标准的土地被注明为其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这项确认还专门经过了村民集体会议讨论，这两个数字加起来350平米，这样既确保了宅基地不超标，也尊重了历史。减少了矛盾。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在这一方面遇到了不少想不到的问题，也作了不少新的探索。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曾敏：“他多占的建设用地，在我们土地部门多年的管理来说已经确认了他是集体建设用地，那么这块从我们管理角度来讲，这一块的收益和使用应该归集体经济组织，那么换句话说，集体经济组织他愿意把这个收益拿给你，你继续使用，那是人家集体所有权人的话语权，人家来决定。”

　　按照成都的做法，在这次土地确权发证期间，第一先确保耕地不减少，第二，是考虑历史客观事实。第三，是拿不准的事，进行村民自治议决。

　　说到拿不准的事，东岳社区的书记王光林指着农户房屋外墙的雨搭告诉记者，这块雨搭下面的面积这次算不算村民的宅基地，也是一个村民提出争论的焦点。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东岳社区书记王光林：“像这个，如果是按照墙为界呢，就是这个地方，以屋檐为界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算进去的话这个(面积)平方就增大了，农村中建房的时候要收，建筑的工钱的时候也是按照滴水为界收的工钱，这也是他的建筑面积，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呢，群众也认为这样子丈(量)合适，上(级部门)也同意这样子做，这样子群众没有意见，最后得到认可。”

　　记者注意到，这家农户的房屋雨搭，给这家增加了10平米左右的房屋面积，下面堆满了柴火。王光林拿出一部手机，打开视频告诉我们，就是这块10平米的雨搭引起的确权争议，最后通过他们的村民大会讨论得以解决。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东岳社区书记王光林：“这就是现场，最后就是全体通过。”

　　眼下，东岳社区已经完成了所有辖区的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成都市到2009年年底，全市1400多万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660万亩耕地将全部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户手中。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依靠农民的民主决策，正是这次确权的核心思想。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曾敏：“总的原则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这样一个决定，是这样来处理的。所以我们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这项工作开展了一年多了，还没有出现，为了确权登记颁证的纠纷产生出来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原则把握得还是比较好的。”

　　四、何为耕保基金

　　在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的村支书唐朝阳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村的每个人都多了一份养老保险。

　　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其实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老了，老有所养，很关心这个事情，特别是到我们上了年纪这一部分农民，是这样子的。他很关心。当然买了，老百姓买了保险以后，他老有所养。”

　　如今，瓦窑村的714户，家家都有一张成都市社会保险卡。乡亲们随时都能到村委会的办公室，通过专门的查询终端设备，看看自己的卡上有多少钱。让记者出乎意料的是，这笔给农民上养老保险的钱，来自这次成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中，当地政府特别设立的对耕地保护的专项基金。这笔钱和每个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耕地面积相对应，按照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补贴给农户养老保险。

　　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我们耕地保护，第一个就是以我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面积，和我们老百姓签的这个耕地保护合同，面积是多少，地块是多少，家庭的人口，都有。”

　　记者注意到，农民想要拿到耕地保护基金，有一个前提就是依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面积签订耕地保护合同，合同约定，农户享有获得耕地保护补贴的权利，同时要承担保护耕地不受破坏、不得弃耕抛荒、不得用于非农业用途的义务。村里还成立了耕地保护农会，选举了耕地保护巡查员，专人巡查监督各家各户的耕地保护情况。

　　记者：“查主要查什么内容呢？”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查就是耕地破坏没有，一个是不能挖鱼塘，或者是不能乱建房等等。”记者：“不能挖鱼塘，不能乱建房。” 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哎，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有这种行为，他要反映。反映上来我们要建议国土局，第一个，要停止发放他的耕地保护金。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国土部门要对他进行处罚。”

　　那么，当地百姓对这个新生事物接受吗？普通的农民朋友了解耕地保护基金这个新词汇的含义吗？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在田里干活的当地百姓。记者：“耕地保护金您听说了吗？”大妈：“听说了。”记者：“是怎么回事耕地保护金？”大妈：“我记不到了，耕地保护金做着自己才有嘛，要是把地荒了，粮食打给哪个？耕地保护就是保护好地，拿了钱荒了地像个什么样子？”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百姓都对耕地保护基金耳熟能详，虽然不能准确表达耕地保护基金的含义，但是都知道拿了钱，就得种好地，记者对一位正在田里种油菜的村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记者：“耕地保护金那个有一个耕地保护合同您家签了吗？”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村民：“签了的。”记者：“您注意里头说了什么内容了吗？”农户：“就是那个合同的时候就是不准损害土地嘛。”记者：“不准损害土地。”农户：“比如说占坟哪，打沙，挖鱼塘这一类事情嘛。”记者：“要是盖房子挖鱼塘。”农户：“那个不可能，不行。”记者：“给你钱你也不行。”农户：“给我钱你要违背了土地的规定了，保护规定了，那怎么行呢？那不是社长要找我？”

　　记者发现，在瓦窑村，不少村民在领取耕地保护基金之后，开始舍得花钱买种子、舍得花钱施用农家肥了。不少村民还种植了美国生菜，虽然种子比一般种子贵三分之一，但这种生菜产量大、价钱也每斤高出几角钱。

　　村民：“因为过去种子要稍微比那些种子要贵一点，因为过去种呢，还有一个经济上有困难，因为现在有了这个耕保金，等于是这部分多余的钱都拿来，一个是换成社保，剩下的买这些种子，种这些价值比较高一点的蔬菜。”

　　经过采访，记者在发现农民种地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点疑惑，农民们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后，已经知道自家承包耕地不能废弃或者违法他用，那么为什么当地政府还要额外拿出一笔不菲的耕地保护基金，鼓励农民种粮呢？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黄晓兰：“过去这个保护啊，是行政命令式的保护，层层签订，目标责任制，就签到村，村再给组签。村村签订。但这个是被动的，对老百姓来说，他根本对这个无所谓。但是为了把这个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就要在耕地保护这个机制上面创新。就说让老百姓有甜头，就说他保护好耕地，他尽了这个义务，他要享受一定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权利呢？有他种地的权利，种地的收入给他。第二个，政府给他补助。补偿一部分他的这个收益。关键的一个是，这是对他的发展权受到限制的一个补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成都今年落实耕地保护基金的耕地数量，还只是全市660万亩耕地的十分之一。成都耕地保护基金的全面铺开至少每年需要26个亿的资金。这笔钱主要来自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占用税的一部分、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定比例资金以及其他财政资金。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曾敏：“用地用得多的地方，是出钱出得多的地方，但是它使用这个基金，它是按照你保护耕地的面积，换句话说，我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地方，我今年土地收益有30个亿，如果5%来算，我要拿一笔可能要一亿五左右，要拿出来。但是我这个区域的耕地保护基金，可能我只使用了4千万，换句话说我就要做一个多亿的贡献。这个是发达地方的一个特点。我又给你说远郊的，比如说我说蒲江，蒲江它的经济欠发达，它的耕地保护基金，按刚才土地收益来讲，只能收它一千万，它肯定要用一亿元。你看很有趣就是说，区域之间的补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补偿，它用耕地保护基金的一个这样桥梁，这样一个桥梁。所以我说是一举几得的问题。解决了耕地保护，解决了城市反哺农村，还解决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和互相的这种，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搭的桥来补偿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