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电视台-etv《法制周报》

　　核心提示:经过7年多时间的收集和长时间的观察，深圳的王荣利律师先后积累了中国经典腐败案例500余例。在对其进行初步归纳、统计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内第一份民间反腐败报告，并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有专家就此指出，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有机结合，有助于在互动中实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历史大业。

　　⊙《法制周报》记者 李俊杰

　　王荣利，1966年出生，陕西蓝田人，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获学士学位，早年工作分配在某地司法局从事律师工作。“没胆量下海，所以没赶上第一批。”王荣利如是说。1994年南下，先后在海南、广东等地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王律师著有《总裁的陷阱——律师给中国企业家的18个提示》、《律师写给总裁的忠告》、《找个好律师：你必须了解的43个问题》等著作。

　　为了了解第一份民间反腐败报告的前前后后，12月17日，记者采访了王荣利律师。

　　并非每个贪官都十恶不赦

　　“写就这篇报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12月17日上午，王荣利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其实他的初衷只是当作一篇论文来完成。长期以来，他都在关心我国反腐的趋势与走向。他目前的身份是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自上大学以来，王就开始重点关注贪腐案例。在学校，王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在思考案例的同时，他习惯去探寻背后的成因和规律。1988年，王荣利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律师行业。之后，王像大多数律师一样，主攻某个领域，同时，还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但他的目标是朝学者型律师发展。用王的话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点有技术含量的案子。而在王看来，“反腐案例应该算得上是高端的”。

　　此后，日积月累，王荣利收集到的近千例、数千万字的各种案例资料中，腐败案例就有上百件。在王看来，这是一种职业习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

　　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早在2003年底，王收集了将近200个案例时，突然萌发出一个系统的想法——这些腐败大案要案应该有颇多相似之处，有值得总结的地方。王发现，部分贪腐官员的敛财手法层出不穷，有人将钱藏到了墙壁中，有人埋到地窖中，还有的藏到更为隐秘的地方，甚至导致人民币发霉。更值得玩味的是，有官员认为收红包并不是犯罪。

　　事实上，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对于反腐败的打击力度一直就没有放松过。王在观看教育警示片时留意到，部门专题片多停留在理论阶段，且多以零星个案为主，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时常，王也会私下里听到有人议论某个案时发出感叹“某某领导被‘双规’了”，总认为是这位官员运气欠佳。

　　王观察后总结认为，若能将历年来的贪腐个案归纳到一起，说服力将大大增强。

　　“并非每个贪官都十恶不赦”。 研究反腐多年，透过背后的故事，王荣利认为，贪官固然可恨，可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而这恰恰也是反腐败类型题材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看到因贪腐被处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宣传片时，王也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王说，不少贪官因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最后酿成家破人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贪官对于生命的渴求则是那样的强烈，“我希望他们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时才后悔，那样已经为时晚矣”。

　　另一个案例让王至今记忆犹新：某官员在任上时，身在农村的老母亲一直叮嘱儿子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要贪污，听说儿子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以后，年迈的老母亲老泪纵横，拄着拐杖到政府，她说她来替儿子还钱。看到这些情况后，王很惋惜，也很痛心。王觉得，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只要把细节部分提炼出来，“一定可以打动很多人”，触动内心深处。

　　随着案例的不断增多，王的思考也更加深入，逐渐便有了创作冲动。

　　2005年初，王荣利根据腐败犯罪的表现和腐败犯罪的后果分别写出《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两部书稿。

　　王荣利介绍说：“这两部书稿最初的书名拟定为《中国反腐败报告》，用故事的形式对一个个腐败案件进行回顾，总共涉及到200多个反腐案例。”

　　之后，多家出版社找到王荣利，但是这两本书稿最终还是没有出版。出版社希望用一个个案例起到教育的作用，但王的想法是对200多个案例进行归纳，因双方意见分歧，没有谈拢。

　　2007年，王荣利参与深圳市政府组织的反腐课题研究，使他对反腐倡廉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008年5月，王荣利开始对自己所收集的腐败犯罪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中国反腐败报告——当代中国典型腐败犯罪案例统计与分析》这样一份民间反腐败报告。

　　“我身边没有任何亲戚或者是朋友因贪腐而走上不归路的，本人也没有为任何贪腐官员担任过辩护律师”。几年来，王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自己办案，极大地影响了收入。

　　对于这篇报告的价值，王荣利表示：“通过它可以进一步掌握有关腐败犯罪的一些具体数据资料，通过具体的量化分析，使我们对于腐败犯罪问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从而有针对性地找出具体的防治措施和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