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这一富豪群体的落马史，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回顾近30年中国富豪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富豪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

　　记者 | 韩雨亭

　　就如卡夫卡《变形记》所描写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们也突然发现，三次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的黄光裕，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经济嫌疑犯。事实上，从胡润富豪榜上跌落的富豪绝不仅黄光裕一人。

　　考察这一富豪群体的落马史，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回顾近30年中国富豪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富豪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

　　胡润：富豪落马，与百富榜没关系

　　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种商业人文现象，中国社会对财富的追逐，使其排行榜备受关注，但企业家原始灰色故事又引发了社会的“仇富”情结。不少名列富豪榜的名人，都迅疾落马，所以有人称富豪榜为“囚徒榜”或“杀猪榜”。

　　从1999年到现在，十年间，胡润只坚持做一件事——每年制作并发布一份中国富豪榜单。他说：“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

　　1999年，胡润打电话想登门造访一些企业家，常常吃到闭口羹，但他又惊讶地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家其实很乐意让外人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但基于大环境的考量，还是“憋”住了。第二年，他又带领同事寻找中国富豪，没想到结果收到了华为发来的律师函，还被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叫去“听课”。

　　不过，也有思想开放的企业家。有一次胡润去拜访尹明善，被邀请一起去看球赛。2001年，刘永好欣然接受首富头衔，这一年，更多企业家开始配合他们的采访。2002年一个关于富人偷税漏税的新闻让情况又有了变故，很多企业家又闭门谢客，还有人雇人警告他……

　　从1999到2008年，从荣氏家族到刘永好，再到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这些首富的更替暗合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征，也让胡润见证了中国经济和政商环境的变迁，包括社会财富观的演进。

　　胡润富豪榜每年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首先，富豪榜单的人数就在不断递增，1999—2000年上榜人数均为50人，2001—2004年上榜人数为100人，2005年则扩充至400人，2006年为500人，2007年增加到800人，2008年则是1000人。更大的变化来自胡润富豪榜的资金门槛，1999年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他们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但他们的孩子能说英文的却占了50%以上。

　　南都周刊：你觉得刚刚发布的《2008胡润百富榜》，与以往相比变化在哪里？

　　胡润：最大的变化主要就是增加了矿产、工业制造、家电三个子榜，还有调低了入围门槛，从8亿元降至7亿，今年我们的百富榜的平均财富缩小了22%，在人数方面，去年是800名，今年共有1000名富豪上榜。当然从行业分布上来看，今年房地产、制造业、零售、IT、钢铁的富豪在减少，因为这些行业处在整合期。

　　南都周刊：在做富豪调查的时候，你觉得东西方的观念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胡润：有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是中国特色，我不认为，欧洲人也很保守，当你有了钱，越低调越好。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胡润百富榜》这10年以及中国富豪的变迁？

　　胡润：10年的时间，变化当然是很大的。一是，经济能力的增长很快，比如我们第一年的门槛是5000万人民币，可是现在第50名的门槛就已经是一百亿了。这种增长的幅度令人惊叹。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今年榜单的第四位彭小峰是 2005年才创业的，现在已有270亿了。当然，最大的变化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汶川地震以后，企业家也都纷纷捐款，如果没有捐钱网民就会有很大的反应，这也表明民众对企业家的期望在升高，包括他们对公益和慈善的热情，这是我最惊讶的。

　　南都周刊：我们在总结中国问题富豪的时候，发现他们大多在做实业的时候都很稳当，为什么一到玩资本阶段就容易出事呢？

　　胡润：我认为近几年来，对中国企业家而言最困难的恐怕就是融资的问题。从改革开放至今，一个企业如果想做大，肯定离不开融资，中国最早这个问题甚至变成了“原罪”。企业家想到哪里去贷款都不容易，包括在国内上市，以及想去国际资本市场拿钱都不容易，因为各种政策法规和条件限制。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中国企业家如果想成功的话，只能采用非常手段，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胡润：没有办法，如果他们只能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最后变成了“原罪”。以前，大家都说德隆的唐万新已经是资本高手，但后来才发觉他的很多手段不合法，把他抓起来了。虽然，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一个长期形成的体制，不可能一天两天就改变。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许多上榜富豪纷纷落马的情况？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胡润：我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你只要仔细看我们的榜单就会发现，《胡润百富榜》的落马富豪占总数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而且每一位富豪的落马原因都不太一样。据说现在黄光裕出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与百富榜有关系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南都周刊：你觉得对于中国而言，做百富榜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胡润：跟我们创榜时定的宗旨和意义一样，现在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经济了，所以，我希望百富榜能成为外国人理解中国经济的工具之一。而在国内的意义，则是增加中国财富的透明度。说不定也能鼓励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在1999年，我想去找一本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书都找不到，你看今天的书店和报刊，到处都是民营企业家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