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从玉华

　　很早被收入小学课本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24年后，第一次在灯杆上挂起了广告。然而不到一个月，广告被强行拆下。这座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民族感情的“政治桥”，到底可不可以承载广告？

　　1992年年底，这道难题摆在南京市市民面前。

　　有关部门在为南京长江大桥能不能做广告“扯皮”。这事儿偶尔被中国青年报社驻江苏记者郁进东听了“一耳朵”。记者天生就爱管“扯皮的事”，更何况，这事关系到“南京的名片”——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人对南京长江大桥的感情比多数国人更甚。整整10年修建的历史中，途经苏联专家撤走、三年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大桥在修修停停中，直到1968年才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成。通车第一天，数十万南京市民涌向桥头庆祝，仅“挤掉的鞋子，就装了两卡车”。

　　大桥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4座桥头堡上都伫立着巨大的三面红旗，代表着：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堡身上镶嵌着巨幅毛主席语录。堡前端立着4尊十余米高的工农兵雕像。

　　然而就是这座“神圣的桥”，突然飘来一股浓郁的“铜臭味儿”。郁进东冒着寒风，采访大桥管理处。管理处一肚子苦水：大桥老了，维修费要几千万元，可他们的办公经费每年只有60万元。召开职工大会，大伙一致认为要发展广告业，“以桥养桥”。广告商也早就迫不及待地排着大队等着上面开“绿灯”，可报告打到9个部门，就是没有下文。

　　1992年11月25日，大桥管理处“擅自”把“高沟大曲”的广告牌挂上南引桥40根玉兰灯柱。这是广告第一次登上这座大桥。

　　旋即，南京市公安交警部门找上门来，勒令：“大桥做广告影响安全，必须在一个月内拆下。”

　　不到一个月，一块块广告牌被拆下扔到了仓库。两个部门的拉锯战随之愈演愈烈。心急如焚的大桥管理处处长上书南京副市长，声称：春节前，如果此事还不解决，他们将把广告牌重新挂上，“任何人都不许拆”。

　　次年2月4日，这事终于闹到了市政府的会上。一位副市长表示，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南京长江大桥可以承载广告，但广告的范围和内容要有所限制。

　　《中国青年报》随即在1993年2月5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郁进东采写的《南京长江大桥能不能做广告》。此文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郁进东收到了“雪花般的读者来信”。他还被邀请到南京一家电台演播厅做“热线”。一篇报道让整个南京市陷入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类似的争议以前也曾在南京出现过：1984年国庆，中国第一个大型微机控制翻转广告系统在南京鼓楼启用，该系统显示面积为16平方米，能存储90多幅图像，是国内第一块电子广告牌。

　　然而在南京长江大桥的问题上，没人敢“吃螃蟹”。在广告人眼里，这座大桥是“市场经济最后的一块堡垒”。

　　郁进东在参与“热线”节目时，有市民打进电话说：“花花绿绿的广告，挂在庄严的大桥上，太不严肃。”更有市民质问：“中国人曾为这座大桥抵制了强大的外部压力，为什么抵制不了广告的压力？”

　　但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有市民认为：“大桥多年来被政治光环压得喘不过气来，该透口气了。”

　　更为尖锐的声音是：“昨天的东西今天是碑，今天的东西明天是碑，若干年以后，我们是不是人人都要抱着碑过日子，最后，我们自己也成了碑？”

　　讨论在南京市持续了几天。最终在市政府的反复协调下，40多块“高沟大曲”广告牌，重新登上了大桥的灯箱。

　　2月10日，《中国青年报》再次刊发《南京长江大桥绿灯》。报道称，这场争论总算平息下来。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广告商并没有大获全胜，按照新规定：长江大桥的所有灯杆只能隔一个做一个广告。有人戏称“市场经济只胜了‘一半’”。

　　然而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两年，数不胜数的广告牌，就将这座大桥上的“三面红旗”和“工农兵雕塑”围得水泄不通。广告彻底“拿下”了这座大桥。

　　但紧接着批评之声再起。有市民呼吁：广告成了大桥上一道严重的“视觉污染线”，请还长江大桥原有的历史风貌！

　　许多南京人此时终于意识到，过去的那场争论其实一直没有结束：有关南京长江大桥的历史与现实之争，政治与利益之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2008年12月8日，郁进东人在宁波，接受记者千里之外有关那场争论的电话采访时，突然把手机朝向大海，问：“听到波涛声了吗？”

　　不知他是否在暗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注定会像汹涌的波涛一样，始终将伴随着潮涨潮落？

　　2006年，南京市容局又一次大规模地拆除了南京长江大桥上的广告，255块灯箱广告全部被拆。有市民感慨：“这才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南京长江大桥。”

　　然而2007年，这座大桥的灯柱上又挂上了旗帜形状的“锦湖轮胎”广告。无风时，广告低垂着头，有市民戏称：“像挂了好多尿布。”

　　如今，这座大桥每天拥堵着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车道显得更窄了。这座人们记忆中“雄伟壮丽”的大桥，早已变得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