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74岁的韩琨摊开一本剪报，都是泛黄的《光明日报》。

　　二十多年前的“韩琨事件”，轰动全国。

　　1980年，时为助理工程师的韩琨，担任了上海一社队企业的顾问，救活了濒临倒闭的橡胶厂。为表彰他的贡献，公社和工厂奖励了他1200元。工厂当时还聘韩的妻子做外联，两年支付工资和报销的交通费共2200元。

　　1981年全国掀起打击经济犯罪的高潮，开“星期日工程师”之先的韩琨，被以受贿罪公诉，成为“罪人”。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报道此事，在全国引发一个多月的大讨论，最终，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而全国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得以解放。

　　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84年春天接见《光明日报》新闻工作者时说：“你们《光明日报》做了一件大好事，使像韩琨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免除了牢狱之苦。”

　　“星期日工程师”被调查

　　1979年的韩琨，是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那年8月5日，韩琨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由自己的外甥女婿朱福君陪着。

　　朱福君介绍，二人是奉贤县钱桥公社橡胶厂领导，并讲明了来意。

　　1979年，钱桥公社决定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而公社的橡胶厂设备、技术跟不上，是个亏损户，公社研究后决定聘请橡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帮企业走出困境。

　　当时31岁的公社书记刘正贤提出了“技术顾问团”的想法，要聘请技术人员到企业任顾问，进行指导，公社发给每人每月10元到20元不等的补贴。

　　当时上海已有些技术人员在节假日到江苏等地担任顾问，这种方式便是“星期日工程师”的雏形。1979年，钱桥的“星期日工程师”已有80多人，带动公社办起了30多个工业企业。

　　交谈过后，韩琨接受了钱桥公社的聘请。韩琨说，他去橡胶厂当顾问，研究所是知道的，他还在所里找了几个帮手。

　　1980年开始，韩琨每个周末都坐公交车去钱桥，指导一个微型轴承橡胶密封圈项目的试制，经过10个月的努力，1980年12月试制成功，并填补了国内空白，橡胶厂由此获利40多万元。

　　试制成功后，公社、工业组、工厂三级研究决定表彰韩琨等人，奖励了3400元，韩琨签字领了这笔钱，其中他个人领取1200元，其余给了其他人。当时，橡胶厂为让韩琨安心工作，还聘请了韩琨老婆当外联，两年支付工资及报销路费2200元。

　　“成功后，我也有点洋洋得意了。”韩琨准备与橡胶厂一起施展手脚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已经悄悄袭来。

　　1981年10月的一天早晨，韩琨刚跨进单位大门，门卫说保卫科找他。

　　“检察院让你从今天起，就到那里上班。”保卫科的人说。

　　韩琨回忆，他去长宁区检察院时心情忐忑。他被告知，即日起上班时间去检察院，在检察院交代问题和接受讯问。

　　原来，1981年全国掀起了对经济领域犯罪的严打活动，韩琨因接受了钱桥公社的报酬，被举报受贿。

　　“遇到了一名好法官”

　　1981年10月下旬，检察院工作人员到韩琨家里进行了搜查。

　　韩家被搜查的当晚，刘正贤去韩家探望。他跟韩琨说：“如果你真的进去了，我们将你两个孩子养大。”

　　此后，钱桥公社一方面想法“营救”韩琨，另一方面决定每月暗中补助韩琨家50元。

　　1981年12月25日，长宁区检察院正式向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韩琨构成受贿罪。检察院将韩妻领取的2200元也算在韩琨名下，认为他受贿3400元。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名好法官。”事隔多年，韩琨对案件主办法官杜经奉仍念念不忘。

　　杜经奉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官，“文革”期间曾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重返司法战线。

　　杜经奉接到诉状后，感觉案子不一般，他首先去了橡胶研究所调查，并几次到钱桥公社实地查访。

　　在研究所，杜经奉看出所长的矛盾心态：既承认韩琨有贡献，又要把他送上法庭。

　　韩琨后来说，他感觉是所长“出卖”了他，后来所长承认是为了避免承担政治责任才把他推出去。

　　刘正贤回忆，经过调查，法院在1982年2月5日向检察院发了《退回补充侦查函稿》。

　　刘正贤说，其实在法院看来，问题已很清楚，但考虑若做无罪判决，会让检察院很没面子，退回补充侦查，意在让检察院发现无从指控后不再起诉。

　　不过，检察院在3月1日重新起诉。

　　此后，长宁区法院院长向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法制处送了材料，征求意见，法制处又向科技干部处去信，函中写道：“我是同意区法院意见，认为不判刑的”。科技干部处复函：“我们同意区法院的分析意见，关于科技人员帮助外单位解决技术问题，如何收费及奖励等政策，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1982年3月21日，杜经奉主笔起草了近万字的《关于韩琨受贿案的案情报告》，结论是“韩琨无罪”。

　　案情报告送到检察院之后，长宁区检察院作出了撤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