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领取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 奖，此时他已经完全失聪

　　特约记者 苏小和

　　沿着农民的轨迹思考

　　老人谢滔有言，眼下的中国，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轻人回避。比谢滔更老的老人杜润生，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 人。

　　杜老的勇敢在于，他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的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党史中，是农民真正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推动了共 产党的发展，那么这种推动的原动力，是农民对土地私人产权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说1978年由农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推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农民对土地自由使用权利的一次还原。之后的乡镇企业，在 土地有限范围内，实现了农民的进一步分工；而后来数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现象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醒目的经济活动，显然 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还原了农民的自由生产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

　　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城市汹涌澎湃的房地产经济，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贡献了让人叹服的GDP水平 ，事实上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为代价的；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产业链绷紧，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农民再一次被首先抛弃。他们来自农田，现在又从城市撤退，回到农田里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无际的农地，至少在产权 意义上，并不归农民私人所有。中国农民再一次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群。

　　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体制内创新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 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 ，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 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 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

　　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 、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他们的共耕社，又称为初级农 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一步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 人民公社化。后来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 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 头的准备。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 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 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 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 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 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 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 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 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 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领奖、发言

　　毫无疑问，杜润生老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2008年12月， 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 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 到演讲台上讲话。他的话语极少，前后不过50个字，声音生涩、苍老、含混不清，可是却字字分明。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 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今天的杜老虽然将近百岁，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远远跨越了19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眼下， 他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 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 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 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 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杜润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 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 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 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拓 荒者，是体制内的良知，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8年第19期《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