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5日，是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

　　那天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架构已初具雏形。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为了建构这个雏形，中国在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已摸索了15年。

　　刘鸿儒，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金融体制改革的设计师之一，他曾对媒体回忆说，当他在1979年10月，听闻邓小平提出金融改革思想时，那真如“惊天巨雷，振聋发聩”。

　　「改革前」

　　银行仅是个“出纳”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货币的认识问题上，中国经历两次重大斗争，给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鼓吹取消商品和货币，破坏了银行的基本制度。第二次是“文革”时期，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利息是剥削的产物，后来将银行与财政合并。银行体系遭到破坏。“所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人民银行，是和财政部一起办公。”杨再平说，财政部说给哪个企业拨款，银行就给钱，相当于一个小出纳。

　　刘鸿儒也曾在采访时说，当初发给老百姓的工资到不了月底就花完了，整个银行存款工作都很清闲。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始于1979年。

　　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银行应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做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刘鸿儒后来回忆说，其实在此之前，人民银行研究的就不仅仅是制度恢复的问题，而是如何搞好银行改革的问题。但当时只是提出了问题，就如何改，什么方向，还没有答案。

　　当刘鸿儒他们在机要室查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看到邓小平那段讲话内容时，真觉得如惊天巨雷，振聋发聩，“从此为银行改革指明了方向。”

　　刘鸿儒记得，当时很多从事银行工作多年的同志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特别激动，感到这句话抓住了要害。所谓真正的银行就是指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现代的科学的银行制度和体系，发挥银行的特殊作用，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资金动力。

　　「1979年-1984年」

　　农行充当“改革尖兵”

　　1979年，刘鸿儒49岁。

　　那年3月，农行成立，刘鸿儒被任命为农行副行长，主管农村金融改革。但那时的农行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农业银行前身是农业合作银行，这是在1949年接收国民党政府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的基础上组建的。

　　“文革”后期，农业银行经历了从最初建立、取消，再恢复、再取消的三起三落，每次恢复的农行寿命都没有超过两年。

　　刘鸿儒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回忆恢复农行的经过。

　　当时一起从事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同志担心重蹈过去农业银行“三起三落”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

　　出任副行长后，刘鸿儒召集10个县的农业银行行长在庐山开会讨论改制。河南的一个县农行行长说：“我们河南人明白，对银行贷款，我们敢借，敢花，敢不还。”参会的县银行行长们都笑了，并说全国都是一个样。

　　回忆当时走出的第一步，刘鸿儒说，改革之初实行“拨改贷”政策，为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除向国营企业贷款外，对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凡能归还的经济活动也可以贷款。

　　农行恢复后的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了，商品化程度高了，市场发展了，农行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得快，迅速壮大。

　　接着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门中独立出来。

　　在荣毅仁的申请下，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地纷纷效仿成立地方信托投资公司。

　　于是城市信用社也蓬勃发展。中国的银行系统在荒芜一片的金融废墟中逐步建立起来。

　　 「1980年-1984年」

　　央行加速改革

　　刘鸿儒在农行履职一年多后，又被调回到人民银行，担任主抓改革工作的副行长。这次，历史又把刘鸿儒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在农行、中行和建行这些专业银行成立后，他们都表示自己是国家银行，并反对被称作“专业银行”。

　　而有些银行同时又坚持自己的专业银行业务不容别人侵犯，反对银行间进行业务交叉和同业竞争。

　　在部分省市，农委、进出口委和建委参与农行、中行和建行的管理，国有专业银行有成为部门银行的趋势和危险，这违反了货币发行和信贷资金管理必须统一集中管理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