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宇

　　三大变化

　　3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这样三大变化：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 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

　　过去送电冰箱、电视机、包括手机，都是消费资料。现在是生产资料，比如国土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腐败 已经渗透到这些方面，钱和权交换，形成一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趋势非常可怕，过去送一个大 衣柜、一台电冰箱、一个电视机满足个人或家人的消费需要。现在消费资料已经满足不了贪欲，发展到生产资料，要的是一座 矿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大量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

　　过去，腐败和不正之风多表现于商品流通环节，或批条子、或拿东西。现在，已经不在商品流通环节了，而进入到权 力流通环节，其表现就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杀官就是说副职想当正职，把正职杀掉， 或者两个副职一个把另一个杀掉。腐败一旦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将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 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

　　这些年，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 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也越来越加强。当然，30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 ，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据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 露，近5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县处级以上公务员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势严峻显而易见。回忆过去，我们一开始不承认有腐败，只承认有不正之 风，需要反腐蚀。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发现反腐蚀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于是才正视 面临的确实是一场反腐败斗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蚀斗争，到了9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 斗争。

　　但是，也必须明白，不是“越反越腐败”，而是不反更腐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30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 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笔者以为，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的原因。30年来，如果不是按中央的 方针坚定不移反腐败，腐败的形势将比现在还要严峻；如果各地各部门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认识再主动一些，行动再坚决一些， 制度创新再多一些，腐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峻。

　　两个步调

　　如果腐败大范围地滋生蔓延，肯定与重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有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学 的，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乃至于小农经济、封建主经济、奴隶主经济，都如 此。因为腐败的要件是权力的私有，腐败的猖獗是权力的泛滥。以权谋私即腐败。而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够私有，私有权力在某 些方面还能够泛滥，与制度设计有关。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与所谓的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奋勇直前、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 蹒跚、思前虑后、畏首畏尾。这两个不同步，就如一个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却迟迟不能跟上，于是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 下面是一滩泥水、一个粪坑，他就会沾上泥水、沾上粪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缝隙和漏洞，用邓小平的话说，使我们相当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不是少量的，而是 大量的。20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步迈过去 。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积极稳妥”四个字变为“深 化”两个字。这就预示着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和推进。

　　至于腐败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表现为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不仅可以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引申出这个结论，而 且可以从封闭性的国家、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中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任何机遇同时也是陷阱。改革开放中如果处置不当， 也会滋生腐败。所以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不能只学别人经济技术方面的有益成果，而要同时学习别人政治文明 方面的有益成果。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别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防止贪污和腐败的那些经验教训，那 么在改革开放中就会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步，甚至出现高于并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

　　腐败不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但如果我们有选择性地，特别是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有选择性地去改革去开放，就会形 成对他有利的就改就放，对他不利的就不改也不放。这种因其个人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为取舍的改革或开放，吸取的可能就不 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东西甚至包括糟粕，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借鉴吸取，那么就有可能 重蹈清朝末年所谓维新变法的覆辙，就会使改革异化甚至失败，就会助长腐败，就会助长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

　　由于我们在两大体制改革的同步上做得不够好，从而使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这一理论命题，只在小范围得到一些 印证，但是在目前大范围的实践中还没有能够有效实现。

　　目标调整

　　由于较长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腿没跟上来，所以反腐败只能提一个非常模糊的目标，可能的最低限度。

　　1982年9月执政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1996年，江泽民在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之所以出现这种降低目标的提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我 们提出根本好转的时候，当时中央想的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出现，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当 然就没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了。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放缓，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倒是如期实现了。

　　这个最低限度是多少？看似没有，其实有一个度量关系。那就是腐败的滋生蔓延速度与老百姓心理和实际能够承受的 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非常强，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不仅对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熟视无睹 ，而且对包二奶包三奶见惯不惊。处死的成克杰当时受贿4000多万元已让人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最近判处死刑的苏州市 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居然过亿元，其中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元。面对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好像司空见惯，看似无所谓 。甚至对杀与不杀都没有了往日的关注度。

　　但是，这已经非常危险！任何金属都会疲劳，何况百姓的承受力？瓮安“6·28”事件的直接起因，最初与政府没 有任何关系，后来居然发展到老百姓去烧政府办公楼。

　　要从一个高度认识类似的事件。90年代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腐败的判断有失误，也不是感觉不到它对党的生 命的威胁。邓小平早就明确提出不坚决反腐败会亡党亡国。陈云也讲到这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认识归认识，利 益才是刚性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大的特殊利益，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影响并延误决策。于是你很难从政治体制改革的 高度去反对和防止腐败，只能局限在技术层面，通过查处典型个案来反腐败。

　　好在是中央越来越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重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工作和规划。 当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是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能否超过腐败滋生蔓延的速度。

　　制度反腐

　　改革开放30年的反腐败，无论在精力、时间、力量部署上，还是政策研究、方法重点上，在惩治方面下的功夫远多 于预防。案子越查越多，级别越查越高，金额越查越大。不到10年，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杀了6个。严峻的现实，使我 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不行！但单靠惩治，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级开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惩处了几十年，案子查了数百万件，案子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解决了吗？靠惩处遏制不住，这就需要讨论如何预防的 问题——关键就是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监督的制衡力”，实现制度反腐。

　　相对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既定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这两者的实 质区别可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反腐，就是依托现有的权力架构进行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现有权力架构的基础 上而进行的反腐。实际上，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即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和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 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 ，这一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 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具体包括分解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深化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等等。

　　如是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条条款款即使制订得再多，规定得再详细，也是一张白纸，很难起到什么 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现在只能说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倾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有的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也有的官员隐 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目前关于制度建设的各种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比如说目前 我们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超过了我们党建党和执政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越 级访群体访、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矿难事故。5000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老百姓在接受治理上 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就是不大信宗教，而比较信官吏。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就结束了。这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 门高度警惕。

　　一些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改革现有权力结构之所以非常困难，就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 部要做这件事，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 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做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

　　1995年湖南张家界市曾进行过一项改革，市委把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权赋予市纪委，市纪委负责下级纪委主 要领导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可惜上级迟迟对其改革不予表态和肯定，最后这一提名权改革，在当地无疾而终。 多年后，一些省市纪委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甚至空降任职，这些都反映了纪委提名权的改革与推进。关键是要将这些经 验和成功做法制度化。

　　反腐30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反腐败作为一门我们还知之不多、识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学，正如我们对什么 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刻反思一样。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有鉴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力攻关，也需要建立试验区进行创新和试点。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遏制 腐败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