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大山

    身份：著名双语节目主持人

　　说起中国这30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人说我虽然是外国人的长相，却有一颗中国人的心。也有人用电脑来比喻，说我是外国的“硬件”，中国的“软件”。

　　我和中国有很深的缘分。1922年，我爷爷就受教会组织的派遣到过中国。他是外科医生，在中国被称作“饶大夫”，带着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在河南商丘教会医院行医。后来他离开的时候只带走了一个孩子，另外两个都因为肺结核而病死在了中国。

　　我自己想学中文，和一本杂志很有关系。那是加拿大的一本商业杂志，封面将两个大大的汉字画成了一座高山的样子，山下的一群人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峰束手无策。封面上的标题这样写道：“我们现在学的最少的语言恰恰是将来我们最需要的语言。”我就到多伦多大学选修了中国语言文学，很多同学都不理解，说如果为了以后做外贸，那还不如学习日语呢。不过，在我眼里，神秘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老深邃，它深深吸引了我。

　　在多伦多大学的第二年，我就把选修课改成了主修课，并在本科毕业后申请了奖学金。1988年，我到北京大学留学。

　　当时，我从渥太华飞到纽约，从纽约飞到汉城，从汉城到香港，再坐火车到广州，特别的麻烦。现在就方便多了，从多伦多到北京直飞13个小时就到了，吃个饭，看两部电影，睡个觉就到了。

　　为了省钱，在中国学习的头两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国。那时没互联网，打国际长途电话一分钟要26元，跟家里沟通都是写信。信寄到加拿大要两个星期，然后再等两星期才能收到家里的回信。现在什么都变了，拿手机打，一分钟4元，更别说还有免费的网络电话了。

　　其实在来北大读书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受苦的思想准备。当时都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比较艰苦，没想到北大的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北大食堂最便宜的是白菜豆腐，4角钱，最贵的菜1.2元，是小炒。那段时光太快乐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证明学习中文越来越有用了。

　　现在世界正在兴起的“学汉语热”，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有多么大。20多年前我之所以能靠说相声演小品起家，完全靠的是中国观众对外国人讲中国话的一种“新鲜感”，要放到现在根本就“吃不开”了。大家看外国人不像以前那么陌生，外国人说中国话也没有以前那么新鲜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外国人学中文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中国变化更大的还是人意识上的变化。前不久我和郭冬临搭档出演法国喜剧《超级笨蛋》，我是白种人，郭冬临是黄种人，我们演的都是法国人。但无论导演，还是观众，没人考虑我们的肤色和国籍，大家看的是喜剧。

　　这种编排形式在30年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当时中国话剧体现的外国人是所谓“典型的外国人”，都贴着大胡子，化妆也很夸张。外国人怎么走，怎么坐，怎么说话，怎么比划，都有一套“既定动作”。

　　这不是说大家忘了自己，或者放弃了自己，或者谁被哪种文化同化了。我们发现我们隔阂很远的时候，我们把对方想象得特别不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得特别神秘，一张嘴都是“孔子曰”，中国人把外国人想得特别古怪——“外国人怎么那样啊”！

　　后来我们接触了，语言障碍克服了，做贸易，做交流，发现人的共性更多，是相通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个比较深刻的变化。

　　现在，有一些人还在用几十年前的那种眼光来看中国，所以到中国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意外。以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例，奥运会前西方媒体有关中国负面的报道比较多，尖刻的批评也比较多。奥运会一开，西方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变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记者以前都是通过本国媒体来了解中国的，奥运会一开，亲眼来看，亲身感受，感觉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在加拿大呆久了，就会思念北京。走进首都机场，素不相识的人就会对你微笑。进出租车，司机就说：“哟，大山呀，昨儿个电视里还瞧见您呢！”这个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回家了。很多人说，我就是他们的街坊邻居，是“大山哥儿们”。我就像半个北京人，与中国已完全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