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何破解分裂势力的“暴力”和所谓“非暴力”的两副面孔？从国际层面而言，西方为何容易被一些中国的分裂势力蒙骗？从国内层面而言，反分裂斗争与民族政策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相辅相成的？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分裂势力、恐怖势力都是一体两面，我一直把“世界维吾尔大会”和“东突”视为一体，只是它们的表现形态一个是从政治层面活动，一个是从武装层面活动。

　　当前的反分裂、反恐怖工作，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证据实实在在地找出来，并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隐蔽，并且很多活动是在境外进行，这给我们收集证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史安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纳入到“文化中国”的内涵中来。以美国为例，它也对少数民族有很多优惠政策，但这不作为官方行政的层面，而是作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是基于人的平等价值，效果会更好些。

　　在民族政策的对外宣传上，要有“文化中国”的思维，而不要过度强调“地理中国”。我们在国内宣传的这一套，西方人是听不明白的。达赖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中国反达赖，反分裂，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成了反民主、反自由。

　　我们不要指望西方人能理解我们的反分裂，不要指望西方人能完全听我们的，因为西方人的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这需要我们自己变，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话，阐释我们的民族政策。当然，我们的立场不能变，变的只是说话的方式。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光靠改善生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文化的认同，没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是短暂的，不稳固的。所以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多下功夫是必要的。要让大家更深刻感受到，尽管信仰不完全一样，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那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其实就是文化的凝聚力，政治的凝聚力往往带有强制性，而文化的凝聚力才是发自内心。但如何从文化上入手，这需要研究和探讨。(本报记者 梁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