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面对面》播出《周南专访·决策》，以下为节目内容。

　　『总导视』

　　舌枪唇战、斗智斗勇，谈判桌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

　　周南：他当时有点狂妄。

　　董倩：那中国代表团当时什么态度？

　　周南：那当然要批驳他，逐条的批驳。

　　回归路上疾风骤雨，面对危机，他又该如何指挥应对？

　　周南：一点儿也不能让步，因为这个它涉及国家主权。

　　香港顺利回归，他的名字被写入了历史

　　面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

　　专访原香港问题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正在播出。

　　『总片头』

　　『总串场』

　　主持人：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香港、澳门的回归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记得上中学的时候，香港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遥远的梦想，艾敬的那首《我的1997》，让我知道了1997年香港要回归的事儿，心中更加期待。如今内地的老百姓去趟香港已很平常，香港回归多年后也更加繁荣，而当我们回首香港回归的历程，从针锋相对的谈判，到香港正式回归前的种种变故，今天看来依然让人觉得惊心动魄。

　　『人物介绍』

　　周南 81岁 祖籍山东曲阜

　　历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

　　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邓小平同期：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我跟她说的，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动乱，一个是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主持人：邓小平的这段话掷地有声。说这段话的背景，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时候。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赢马岛战争。她想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可以把主权还给中国，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但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与撒切尔夫人的这次会谈是多么针锋相对。周南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谈话，后来中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是那次谈话定下来的。”

　　周南：当中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在这个撒切尔跟这个小平第一次交锋之后，这个事情谈过多次了，但是之后虽然没达成协议，但是有一条双方同意了，就是建议双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就这个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讨论，进行谈判。就是确定为副外长级。但是，这是你看，小平见撒切尔，那是1982年的9月。而且小平规定，说是要两年之内解决问题。

　　董倩：当时小平同志为什么就硬性规定，就谈两年？

　　周南：他说，我们不能长期等待，你们如果达不成协议，谈不拢，那我们就单方面宣布对香港的这个回归，收回香港的方针和政策。那就我们单方面行动了，有一个约束，有一个期限。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周南：但是他讲的是两年，两年，那怎么算法呢？1982年9月到1983年9月，到1984年9月。可是，就议程问题进行讨论，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董倩：什么是议程问题？

　　周南：议程就是讨论几个议、题目，谈判中得有议程吧，不然谈什么呢。不能上来说是我们先临时再去琢磨，今天谈什么，明天谈什么，得有个议程。那我们方面，一开始就是坚决地主张，必须英国方面首先承认我们对香港的主权，才能谈其他的问题。

　　主持人：1981年11月，周南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接触香港问题。在这之前，周南曾在联合国工作了十年。当时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香港问题的谈判。但那时候他并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

　　董倩：您的角色？

　　周南：我是幕后的角色。

　　董倩：怎么理解这个幕后的角色？

　　周南：幕后，因为我也管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到前方去，第一线作为代表团成员。但是每次谈判之前，研究对策，我参加，谈判之后，小结一下，这个会我参加。所以开始是由当时的主管副部长章文晋代表中国，跟英国驻华大使柯立达谈。左谈也谈不下来，右谈也谈不下来，英国方面坚决不同意讨论主权回归。不同意把它列入议程。

　　董倩：英国政府他们坚持的是什么观点？

　　周南：他们说，这个什么主权移交不移交，要看谈判的结果。不能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那这等于说我们，他的理由是，不能说一开始，我们就承认主权，按道理应该是1982年，至少1983年初就应该解决议程问题了。拖到1983年夏天。

　　董倩：那一年已经过去了？

　　周南：还是谈不下来。谈不下来，已经一年，快一年过去了，谈不下来就不能开始这个双方正式谈判，两年为期，所以英国方面也着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柯立达着急了，他实际知道我在幕后也是参与这个工作。所以他有一天就找我请吃中饭，还有我西欧司的一个同志，我说突然请我吃中饭，我说大概有点事情要谈吧。果然吃完饭之后，喝咖啡、餐后酒。

　　董倩：在哪里吃的这顿饭？

　　周南：在大使馆里，后来他就开口了。他说我现在也有点着急，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这个谈判议程问题还解决不了。应该早一点解决，想个办法。他说我们的困难你们应该理解，解决我们不可能接受你们提出的三项议程的这个措词。三项议程，一个就是主权的移交；一个是1997年后的安排，一个是1997年前的安排。

　　董倩：为什么说措词上他们接受不了呢？

　　周南：你听，他说，主权的移交在英文里是the，有一个冠词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说这样子就肯定了，还没谈判，就肯定了我们要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他说究竟移交不移交，当时的英国立场是，要看谈判的结果。不能够事先就定下来，定下来我还谈什么呢，我就把主权决定已经要移交给你了。所以他当时是不想移交的，不想归还给中国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想了半天，改个词儿，我说改什么词儿啊？他说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zhe太肯定了，把这个冠词，你大学里也学了英文嘛，把冠词改成A，我一听我说，这个也来不及跟大家商量，或者回到部里去我说，这个不行。

　　董倩：为什么不行？

　　周南：这个A就是很不确定，那谁给谁啊？是哪一个啊？翻译成中文就变成某个主权的移交，不象话嘛，一个主权的移交也不象话，这就很不确定，我说不能同意这样子。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根据我对英国文法的了解，这个名词前可以要冠词，也可以不要冠词，反正中文里没有，中文就是主权的移交，没有说此主权移交，或者某个主权的移交都没有，有也不象话了。所以，英文不要冠词，就是上来， transfer of sovereignty行不行啊，他琢磨一想，回过头又跟他的那个一等秘书，后来又当驻华大使了，就研究了一下说，可以吧，这个文法上也讲得通吧，我说好，那就这么定下来了。

　　主持人：一个冠词解决了谈了将近一年时间的议程问题，谈判桌上的步步为营可见一般。不过当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谈判桌上的暗涌风云，而是和那时的我一样，对香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的大部分亲戚都在香港，她穿的衣服经常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大家羡慕不已。香港，在我们看来，那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香港，就是时尚的象征。等到看到《霍元甲》、《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香港电视剧，对香港的文化就更加感到新鲜。哼着其中的歌儿，和同学议论里面的剧情人物，都是时髦的表现。香港，正通过这些途径，向内地人走近。而此时，1983年9月，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也正式开始了，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董倩：都在中国谈的？

　　周南：都在中国谈的。当然要在中国谈，因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这个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能够说跑到伦敦谈。

　　董倩：周部长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前七轮您没有亲自介入的这前七轮，主要的谈判内容是什么？

　　周南：这个期间英国方面一上来，在头几轮，至少在头四轮这样的会议上，不厌其烦地我说是给中国代表团上课那样子，讲什么呢？就讲我们香港之所以繁荣稳定，是由于这样那样，我们有这样制度，那样制度，这样管理方法，那样管理方法，都是英国人搞的。你们不懂，中国人不了解香港。

　　董倩：这是原话？

　　周南：差不多是这个原话，还有更厉害的话呢。

　　周南：他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1997年之后，必须使英国和香港之间保持联系，而不能使香港和中国保持联系，用了这样的字眼。因为他一度曾经讲过，1997年之后，英国还要对香港要保持某种参与，就是共管的意思，至少我也管，还有某种联系。还说要使香港和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隔离开来，甚至绝缘，绝缘，你知道什么是绝缘。

　　董倩：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谈什么主权移交的问题？

　　周南：是啊，那这还有什么主权移交啊，当然我们就严厉的批驳他，每一次都严厉批驳他，他死气白咧的还在那儿讲这儿。

　　董倩：那这个谈要怎么谈？各执一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双方怎么去找到这个？

　　周南：他就想要主权换治权，还是那句话。最多，香港1997年换上你的五星红旗挂起来，但是你要同意，这是他的地盘，你要同意，继续要英国管治香港。办法是你不能单方面地废除三个不平等条约，他说这个你们说不平等，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这是三个条约有效论，你要求要有一个新的条约来代替这个旧条约，他是想仍然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要中国同意在这个条约里边，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地区30年，50年，或者更长时间。那不等于我们是卖国了吗，我们又是一个新的李鸿章了吗？所以他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盘。

　　董倩：我们都知道谈判需要对等，但是通过您介绍当时的历史，这话听起来并不是一种对等的语气？

　　周南：那是，他当时有点狂妄。

　　董倩：那中国代表团当时什么态度？

　　周南：中国代表团那当然要批驳他，逐条的批驳。然后竟然讲出了什么话呢，说你们这个一国两制，历史上没有过。你这是乌托邦，他用了乌托邦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意。

　　董倩：那这个谈判，前七轮怎么进行的？

　　周南：那就很激烈，所以这个谈判的公报就很有意思。第一轮，谈判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是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第二轮的气氛就下降了，双份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建设性的画掉了，我们方面主张画掉了；第三轮，双方进行了会谈，有益的没有了，所以香港的传媒很敏感。

　　董倩：这些定语，形容词都没了，说明什么实质内容呢？

　　周南：说明这个争论很激烈了，没有共识了，没有任何共识了，这是很清楚的了。他要求加，我们说你这个，如果你下一轮真正的表现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加。大概至少是头四五轮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持人：在我的印象里，改革开放后，上学时学的政治课，总是会有新内容，新名词，“一国两制”就是那个时候增加的，当时我还只知道死记硬背其内容和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但实际上香港问题的解决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原则下进行的。1984年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虽然换了人，英方后来还是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董倩：伊文思跟柯立达相比，他的谈判的整个的立场，包括他的这种态势有没有什么变化？

　　周南：立场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董倩：他这个人谈判风格呢，跟柯立达相比的话？

　　周南：他有时候用的词句，比较稍微更文雅一点。态度收敛一点，但是骨子里是一回事。所以，我就觉得，讨论到这些具体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时候，他还是处处地挑战中国的主权。比如说我们说要高度自治，这个高度自治是我们后来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自治的，不是完全的自治，他要求不行，这个应该完全自治，完全自治是什么意思？脱离中央了，或者说，不同意，那你写最大限度地自治，最大限度自治也不行啊，什么叫最大限度？你说得清哪个限度，我说得清，我这个是有限的，高度但是它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的，不是最大的，就这个方面的争论。那这个就说明他还是想挑战你的主权。

　　董倩：那您怎么去面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周南：那他提出来，我就讲道理，你这个不行，你这样实际上是如何如何，你实际上是要延续这个英国的统治，我们根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他就不敢，他也没有理由再强辩了。那还有很多无理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十二条当中宣布了，就是作为这么一个地区，将来跟香港有领事关系的国家，或者跟中国有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包括英国在内，都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者是领事馆。这本来很正常嘛，但是他说不行。他说我们英国跟香港那关系特殊，关系特殊，我们英国不能设总领馆，我们应该设高级专员。

　　董倩：这个在外交上是什么意思？

　　周南：就是说高级专员，因为我在不同的英联邦国家，亚洲的非洲的都住过若干年，很清楚这一点就是说，只有在英联邦国家，英国的外交代表不叫大使，叫高级专员，表示他是英联邦的成员。我说你这样就荒唐了，我说你提这个怎么把香港来看待？香港还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难道香港是你英联邦的成员国吗？是不是，而且中国的首都是在北京，不在香港。你在香港怎么能派高级专员呢？你只能派总领事。我说你能举出例子，在非英联邦成员国，你的外交代表要搞了一个高级专员，你能举出例子吗，他举不出来。他后来跟他那个助手商量一下，他说我们也有啊，有这个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知道这个商务专员是大使馆下，你们外贸部门有时候派的这么，就像我们的商务参赞似的，商务代表似的，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来糊弄我们。

　　董倩：您是怎么看，在外交谈判中，有一些比如说商务专员，还有高级专员，这作为外交官，哪怕是最基本的，最低层的外交官他都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在这么一个高级外交人员，却因为这么一个是非如此清晰的这么一个问题会扯这么久？

　　周南：他是有意的想糊弄我们，我后来曾经问他，谈判结束之后，我跟伊文思也混熟了，有时候喝个酒，聊聊天，有一次吃涮羊肉还是干什么，我就说，我说伊文思达斯阁下，你应该清楚，你们在谈判当中提出的许多的所谓建议，是挑战中国主权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不会接受，你怎么还要非要提不可呢？他说了一句老实话，他说我们不提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呢？他能够争取到多一点，就争取多一点。你如果轻易地在某一个问题上松口了，让步了，那他就获得这样的成果了。所以在外交谈判当中的一条经验，就是一定不能轻易地在原则问题上松口。而且要争取比你自己设定的底盘还要好一点的成果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