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骁军现在处于无业状态：“我不知道去哪里。”

　　一切始于2008年9月25日，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他看到了后来被媒体称为“新闻界耻辱”的一幕：数十名闻讯赶来的真假记者济济一堂，众人排队，一人发钱。

　　戴骁军用相机拍下了这个场面，随后借助于互联网，事件被公诸天下。他本人也被卷入其中，动机引发质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曾听说“要价十万被拒后曝光泄愤”的版本，但“矿方也承认，我从未和他们联系过”。

　　不管起因如何，“事情最后弄大了”，媒体界之怪现状、潜规则被摆上前台。

　　微妙的是，戴本人并非一名正式记者，其单位《西部时报》给他的证件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观察员证”；《西部时报》另一位记者的名字也出现在领钱名单上。虽然事后该报负责人一度声称戴“为报社争了光”，但在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后，戴骁军现在连“观察员”的身份也失去了，和报社已无任何关系。

　　infzm网友：戴骁军让我们回归常识，记者本来就应当说真话，揭示真相。如果每个行业的人，都能遵守(甚至谈不上坚守)这个行业的常识，我们的生活就会好得多，那样，我们根本不用选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年度人物。记者收取“封口费”并非始自今日，同在山西，2002年繁峙矿难后的“金元宝事件”就曾沸沸扬扬。“当你们高高兴兴接过染有鲜血的红包时，有没有想过矿井下埋着的矿工遗体？”类似的发问，足令整个媒体界蒙羞。

　　戴骁军提及，事后，他的博客和QQ几乎成为各种封口费事件的举报中心，但现在他已经“没时间、没身份”一一核实。

　　事后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整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丑闻不会因为一次见光就杜绝。那张流传的照片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行业的堕落者和鱼龙混杂的现实，引发了不仅是媒体从业者的反思，还包括官方对灾难处理和记者管理的再思考。

　　虽然没能获得任职报社的最后肯定，戴骁军在封口费的风口浪尖开口，以记者身份保存记者尊严，举动得到了媒体的善意回应和广泛道义支持。媒体亦借以在这个互动中，完成一次自我救赎。(来源：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