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从封闭到开放，对82岁的杨登彦来说，别有一番感受。

　　21年前，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负责联系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他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筹备人员之一。

　　2008年12月26日，忆起当年的筹备工作，杨登彦说：“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向人民开放，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开放！”

　　封闭

　　部委领导上天安门都很难

　　杨登彦一连用了几个“确实不一样”，来形容天安门城楼的开放。

　　他说的“不一样”，主要是区别于人民大会堂和友谊商店的开放，所谓“一间礼堂、一家商店、一座城楼”。

　　杨登彦说，这三个地方的开放各有特点，但那两个都不好和天安门比。对中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从神坛走向普通公众，是最大的变化。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4年后，来自民间的一封信再次响起“开放天安门城楼”的呼声。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

　　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

　　当时的参观者，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

　　“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耀。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

　　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曾回忆，在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决策

　　从报告到获批只用3个月

　　时间到了1987年。因为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游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时任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希望“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找到杨登彦，商量开放天安门城楼。

　　杨登彦说，从写报告到获批，只有3个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铺垫，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

　　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

　　随后，王震等几位领导人先后批复“同意”。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薄熙成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