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稳定确是头等大事。由此，保持一定速度以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可缺的。高速的经济增长保证着经济可以吸纳劳动力，缓解一直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有能力消化大量不盈利的企业和国有银行积累的巨额坏账，通过增量来消化存量；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财力来反哺农业，补贴贫困地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张力。

　　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是合适的。在货币政策作用有限、汇率政策受限的背景下，防止宏观经济短期过快回落的重责自然就落在财政政策上。

　　问题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究竟该如何实施？实际上，核心就是要切实把重点落在扩大消费、调整投资和产业结构上。

　　引致中国消费不足的因素有三：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NP中的比重低，二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均严重，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三方面均与财政税收政策不健全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由此导致的高储蓄率还具有自我强化机制。高储蓄率使得资金的机会成本变得非常低廉，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无法吸纳很多劳动力。

　　因此，生产率的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购买力和消费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储蓄，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局面必须通过减低税率、完善累进所得税制和税收征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各种财政、税收手段并举予以打破。

　　在调整投资和产业结构上，政府支出不应与企业抢投资，而是要引导企业投资到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形成制约的瓶颈部门和地区，特别是为这些部门和地区的发展提供先导的公共基础设施。显而易见地，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城乡差别甚至在扩大。对第三产业和农村地区应作为加大财政投入的首选。

　　加大对各级教育的有效投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后劲和质量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产业为什么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就是受制于人员素质的低下。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以工业化为目标，现在中国甚至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了，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原先想象中的那种成就感。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中国要用8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空客380飞机。我们提倡“双转移”，但我们具备承接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了吗？中国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成分与先进国家相比有多大距离？如果不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劳动素质，恐怕我们在未来20年内还不能根本改观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汇率政策何去何从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仍然不适于用以应对眼前的外贸困难。

　　2005年开始启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近期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的充分自由兑换。要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市场供求来真正决定汇率，首先，要逐步将汇率调整到位，调整到外汇市场微观供求主体均认同的水平。其次，适时放松资本账户交易，以拓实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同时完善央行市场化的汇率调控机制。

　　这次危机的出现，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目标的实现既有约束作用，也有推进作用。危机后，美元逆市走强，除了各国政府增持美国国债的因素之外，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人士仍将美国作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次贷危机如果仅仅是美国的危机的话，那么它会消弱美元的汇率，但如果演化成世界危机的话，它就会对美元的汇率形成一种支撑。

　　随着美元的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放慢了升值的长期趋势，但对欧元等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随着美元升值而上升，导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短期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显然，这对中国本来就已陷入困境的外贸出口行业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可能也是构成上周人民币汇率开始跳水的压力之一。

　　但从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长期走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仍保持强劲的势头，人民币处于中长期上行通道的支撑因素依然存在，而美国的经济金融危局及相应的政策走向也决定着美元汇率的长期弱势。

　　依据这种对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短期和中长期不同走势特征的判断，人民币汇率改革原定的将汇率调整到位后再放开的设计路线，可能因短期走势而被偏离，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由此可能放慢。

　　但人民币依长期趋势而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也能从次贷危局中找到依据。人民币汇率自2003年以来一直面临升值的压力和预期，海外游资不断因此流入中国。特别是2005年7月对市场发出人民币汇率可以变动的官方信号之后，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的国际游资剧增。人民币汇率的稳步上升让这些游资赚了个盆满钵满，中国成为国际游资的提款机。

　　次贷危机后，去杠杆化过程导致国际游资回撤，创造了人民币加快升值到位的一个良好时机。但这一时机只可维持到次贷危机局势稳定之前。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