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忽视城乡联系，就“三农”抓“三农”或就城市抓城市，都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的发展缺乏动力，城市的发展缺乏后劲，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健康持续，是1+1小于2；而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村和城市在城乡大系统中来实现各自的更好更快发展，产生整体优化功能，是1+1大于2。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现为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红砂村社区），地处成都东二环路外7公里。2003年以前，这7公里是巨大的城乡鸿沟。

　　红砂村有种植花卉的传统，但人均几分地的产出让村民感到日子很艰难：2002年，这里人均纯收入不过3000元。村里的姑娘曾华美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成都市区打工，“洗净脚杆泥当个城里人”，在她看来，7公里之外就是天壤之别。城里的水、电、气、路，城里人享受的社会保障，城里的学校和医院仿佛就在眼前，却又离她和红砂村很远。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使大量人口离散分布在农村，既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益，又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人地关系紧张、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城乡要素不能对流，农民与市民的发展机遇不平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 的首位。成都在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认识到：“四个不协调”和“一个差距拉大”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难题；要高度重视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根本性、基础性；我国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忽视城乡联系，就“三农”抓“三农”或就城市抓城市，都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的发展缺乏动力，城市的发展缺乏后劲，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健康持续，是1+1小于2；而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村和城市在城乡大系统中来实现各自的更好更快发展，产生整体优化功能，是1+1大于2；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涵盖了地方党委、政府工作的全部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是地方党委、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实践活动。

　　城市和农村，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统一体，没有城市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也就没有城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牺牲了农业和农民的局部利益来换取工业化的加速度；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又向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农产品，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建设。而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又成为了实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是认清了城市和农村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城乡发展必须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发展重要规律，成都从2003年起开始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方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谋求城市与农村同发展共繁荣，迈出实现城乡全面现代化的步伐。

　　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工业化水平已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值。专家指出，这一时期要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等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正是认清了城市和农村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城乡发展必须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发展重要规律，成都从2003年起开始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方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谋求城市与农村同发展共繁荣，迈出实现城乡全面现代化的步伐。

　　这一年，在不征地、不拆迁的情况下，成都以政府补贴的形式支持红砂村农房改造，并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权流转、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村民们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建起了川西民居风格的新居，开发乡村旅游产业。更让他们高兴的是，道路修好了，自来水、有线电视、卫生设施和排污管网接进了村里。

　　曾华美选择从城里的工厂回到村里，开起了农家乐。当年挣了1万多元，到2007年，“曾家花园”的收入达到七八万元。

　　与此同时，红砂村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7060元，全村经济总收入达10150万元，旅游经济收入达到5800万元。2006年，红砂村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8480元。

　　原来城市才享有的公共设施在红砂村开始普及。5条公交车线路通往村里。村民们不但收入增加，还享受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村里的孩子可以在附近的三圣小学就学，学校的教师都是大学生，教学质量在城区学校评估中也属较好的水平。

　　红砂村的变化让人看到了城乡融通的魅力：城里的资金可以在这里兴办乡村旅游，城里人周末可以来这里休闲度假；村民可以选择把土地流转给花卉种植大户，进入城市和工业寻找新的机遇，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经营自己的农家乐，从单家独户的农业生产一步迈入已成规模的第三产业。

　　5年多来，成都通过实施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和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都正在通过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铺设一条健康的新型城市化轨道，进而走出一条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科学发展、城乡全面现代化的路径。

　　在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中，城乡发展统筹推进要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然后留在农村的人对土地规模经营，从事现代农业。

　　这是社会化大生产集约发展的规律，也已为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所证明。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1990年谈农村问题时就说，“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老人的话并没有讲多少高深的理论，但关于新兴城镇、二三产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表述已经指出了工业集中集约发展、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正是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5年多来，成都通过实施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和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都正在通过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铺设一条健康的新型城市化轨道，进而走出一条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科学发展、城乡全面现代化的路径。本报记者 孙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