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逝世——他的被“9·11”事件有力印证了的“文明冲突论”曾使他在此后几乎家喻户晓。3天之后，12月27日，犹太人的“安息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大规模的空袭和上千名巴勒斯坦人的伤亡，再次佐证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著名的学术遗产。——对于与这块狭长土地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冲突双方而言，造成今日区隔与反目的，除了种种利益，文明与文化的歧异的确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不得不再次提起“9·11”。“9·11”事件的发生已有7年，但它留给人们的恐怖印象却已深入潜意识，以至于今天仍有人以那次恐怖袭击的残酷来类比在战火中面临死亡的恐惧。2009年新年凌晨，一位驻加沙的志愿者就这样写道：“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一场‘9·11’”。

　　无法忽略这个类比的意味。——“9·11”被定义为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为由此开启的大规模国际“反恐”行动提供了不容置喙的合法性；而此次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及至当地时间1月3日晚的地面进攻，却恰恰是以反哈马斯“恐怖组织”为理由的。

　　而拨开加沙上空波诡云谲的当下时局，顺着那个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被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的视角望去，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似曾相识的理由——巴以政党竞选策略、美国中东战略格局，甚至有论者窥到了能源大国对能源价格不动声色的操纵，不一而足。

　　虽然是以往历次冲突的复杂延续，但在此次——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发动的最为猛烈的军事打击行动中，巴以之间的宗教文化矛盾以及历史遗留问题，都在新的条件形势下成为国内国际现实政治博弈的新筹码，而恐怖主义和反恐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倒可以在以解决问题为指向的实用主义原则下忽略不计了。至于这个以绝对优势袭击绝对劣势的战例，结果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悬念。

　　无辜的，是那些死伤于炮火的平民和孩子。哈马斯低层次的挑逗招致了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而以色列的炸弹只能把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推向哈马斯一边。之后，则是更多无辜的鲜血。

　　曾经致力于推动“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说过：“相信我，两万或四万名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更令我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今天，在政治利益格局、军事力量已重新分配而和平却仍未到来的中东地区，人们又开始怀念拉宾和阿拉法特那样的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不拘囿于一党一派的利益，不执拗于一人一家的仇恨，在一次次由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消逝为代价的武装冲突面前，正是悲天悯人的血肉情怀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所以，在此意义上，就可以抛开军事对垒双方究竟是谁先开炮之类的技术性争论或显而易见的狡辩了。因为，比“文明的冲突”更可怕的是反文明，比“反恐”更恐怖的是反人类。以暴易暴只会埋下更深切更普遍的仇恨的种子。

　　2004年阿拉法特逝世的时候，有评论说：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了。这句话让每一个曾经对政治的可能的超越性和纯洁性寄予期望的人动容。虽然，纵观国际政治被强权主义贯穿的历史，很难肯定地说，理想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确存在过。

　　今天，当全球因为经济危机的蔓延而成为一个谋求共度时艰的整体的时候，突然再度牵动世界神经的巴以局势，不过是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回到对常识的归认而已，即，生命大于仇恨和权谋。在全球一致的更大的危机面前，假如围绕巴以问题的政治家们不能以应有的政治智慧对存在已久的芥蒂争端进行公平合理的斡旋、干预和解决，那么此次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巴以冲突就又要产生新的“文明的冲突”了。——这也是“9·11”事件前，因立论惊世骇俗而屡背骂名的亨廷顿的本意：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

　　原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