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浩程

　　当喧嚣、激情、悲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在震区除了普通民众，剩下来 的守望者可以用一个名字来称呼——震区基层官员。

　　10月6日，被媒体誉为“铁人书记”的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出院了。他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胸 口缠着绷带。

　　在他住院期间，北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9月23日开始的大暴雨与泥石流。赵海清在病床上履行一个党委书记 的职责，一面指挥干部救灾，一面向北川县委书记、县长汇报灾情，电话一直打到24日凌晨四五点。

　　另一件是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赵海清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在他看来，对于从废墟中逃出生天， 又在地震中丧失亲人的北川干部来说，生与死，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自杀并不是一种心理病态的选择。

　　但正是后一件事，让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当下的汶川地震灾区，当喧嚣、激情、悲 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他们几乎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5月12日以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他们用自己的荣誉、勇气、责任、坚强与牺牲阐释着公务员这一职务，以及其所 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公务员意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也不是完人，但与这数十年间闪现的“政治明星”相比，他们并不逊 色。

　　震后的那几天

　　“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月12日下午2时28分的那个场景，对于很多北川 官员来说，清晰得就像还在眼前，但又依稀像是放了一场电影。

　　当时，还是北川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在办公室与一名同事商量工作。办公楼突然间飞速向下坠，慌乱中的董玉飞 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生前一向爱开玩笑的他，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 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在这场地震中，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466名干部遇难。全县共有近两万人死亡或失踪，这里面有副县长的妻子、 有交警大队教导员的母亲、有妇联副主席的丈夫、有广电局副局长的父亲……据北川县委组织部统计，幸存的1400多名干 部中，几乎所有人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

　　“人家问我算不算灾民，我说是的，我是‘5·12’大地震的灾民，我是受灾很严重的那种。一下子，我的房子没 有了，妻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事后，北川县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地震那天，我身上还穿 着一件褐色的上衣，一条烂了的裤子。但我必须要工作。”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袁家贵在擂鼓镇街道上拦下几乎所有过往的车辆，“不管外面进来，还是里面想出去的车子， 我都拦下来，逼着他们送伤员”。与袁家贵相似，董玉飞成功逃生后，马上寻找本单位幸存的职工，然后参与到北川县城的救 援行动中。在董玉飞的带领下，农业局的职工先后从废墟中救出和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

　　在灾民与责任之间，许多四川震区基层官员的选择与他们相似。一位绵阳市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颇为感慨地说，面临 失去亲人和财产损失的基层干部，一方面鼓励灾民要坚强，一方面还要向外界证明“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他们仍然是坚强的 ”。

　　实际情况也需要他们坚强起来。在震后最初几天里，绝大部分震区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这样一个“孤岛”里，这些 基层官员代表着整个政府，在外援尚未到来时他们必须利用自己职务的权威组织救援。

　　一个典型例子是震后的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银厂沟。在这座“孤岛”上，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几乎每天走一个 马拉松，徒步6小时走进银厂沟搜救，为部队当向导救治重伤员；再徒步6小时走出银厂沟，把上千名当地群众带出危险地带 。一位从银厂沟被营救出来的受困者说，一路上，在最绝望的时候，看着刘廷凯，我就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出去。

　　“董玉飞们”、“刘廷凯们”、“赵海清们”在震后的紧急抢救中并不鲜见，这些震区的基层各级官员群体，发挥着 救灾主体的作用，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赞誉。

　　忙碌成了一种生活

　　不过，一切尚未就此结束。

　　在紧急抢救的那几天之后，抗震工作随即转入到救灾与重建阶段，对于震区基层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更大的考验。因 为与紧急抢救相比，这是一个甚少产生英雄，但却更为漫长、枯燥甚至煎熬的过程。

　　在北川，大震之后的救灾与重建工作，使北川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量数倍于震前。但是“北川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 择。北川因为地震失去了400多个干部，占总数的20%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县城，这就造成了人员的紧张，虽然现在从外 面补充了一些同志，但是客观基础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震后一个星期，北川的“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北川县长经大忠显 然十分焦急。

　　“安置群众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容不得你去懈怠，容不得多讲道理，反正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要你天天去做。我能 说大家松懈一下吗？大家缓一缓吗？我们休几天假吗？这是不行的。平常的工作这么多干部还行，但是救灾时就不够啦。”经 大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忙碌开始成为北川基层官员，乃至整个震区基层官员的一种生活，用“日夜鏖战”来形容并不为过。

　　5月震后,北川干部无双休。6月,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8月至 9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

　　“5、6月份要救人、拉物资、清理废墟、搭帐篷、卫生防疫，省外的支援来了又要搭板房；到了7、8月就要启动 永久性住房建设，农村里要做工作，城镇里要做规划。”袁家贵一一细数着各种繁琐的事务。其中很多工作，譬如“恢复重建 ”四个字，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到了实际上，到了基层干部那儿就变得很复杂了。

　　“吵架、摩擦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要建砖厂，按规划重建农房等等事情，整天得跟村民交涉，简直是身心疲累。” 袁家贵说道，“大家都是受灾的，很难把事情做得人人都满意。”

　　一次，袁家贵因为有事顾不上因为痛失孩子来讨要说法的家长，被指着说“你家又没有死人”。袁家贵说：“每当听 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痛，但我没办法发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只能说其他人死了孩子的例子，我没法说我自己啊。”

　　事实是，袁家贵不仅失去了妻子、女儿，而且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之外，身无一物。“跑出来，就剩一个人。”这不 仅是袁家贵，也是众多震区基层官员的写照。很多震区基层官员几乎失去了所有重建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们还必须守望着他人 的希望。

　　震区基层官员往往身兼数职，这些职务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董玉飞，“5 ·12”地震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 工作。

　　忙碌的震区基层官员，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但 是在灾难面前没人是铁打的。9月初一天，持续一宿的咳嗽，把“铁人书记”赵海清送进了医院。

　　在此前后，北川仿佛陷入一个怪圈，基层官员接连被疾病击倒。第一位是擂鼓镇的党委书记李正林。7月下旬，他在 向县委领导汇报工作时精神恍惚，并且前言不搭后语。8月中旬，在一个有县领导出席的会议上，李精神不振，身体总是歪向 一边，第二天即被送进了医院。另一位就是董玉飞了，他被诊断为前列腺炎，入院时间是9月24日，只比赵海清迟了一天。

　　仍在坚守岗位的干部，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北川县委组织部一个领导说：地震后一两个月，基层干部开始机械地执 行上级的命令；地震后两三个月，大家都感觉干不动了，就连他本人也因为倦意突袭，在一次外出办事时，不得不在路边停车 睡觉。

　　10月3日，董玉飞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 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 是下了决心的”。

　　公务员意识的强烈体现

　　在董玉飞事件后的第14天，北川围绕基层干部经济待遇等问题提出了20多条实施意见。一周后，绵阳市委组织部 再以急件形式发出关心爱护干部的通知。这份红头文件的最后一句话说：千方百计做好各项工作，避免类似董玉飞同志的情况 发生。

　　10月11日，北川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得到了其应 有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源于其行动，更在于其行动背后体现的意识。

　　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决策》杂志曾经专题梳理了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十年闪现的“政改明星”，并将他们的特质概括 为经过巴山蜀水熏染和几千年耕读文化在他们身上结晶而成的新“士大夫”特征——反思精神、忧民情怀、勤于开拓。

　　与这种新“士大夫”特征相呼应，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表现了强烈的“公务员意识”。

　　北川县一个副科级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抗震救灾过程中，“公务员意识”始终笼罩在基层干部身上。以他个人 为例，5月12日下午，他在县委礼堂参加北川五四青年表彰暨首届青年创业大赛表彰大会。地震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 如果我带头跑，人家会怎么看我？”另外，“如果公务员都跑起来，踩死了学生，踩伤了人，那我们是不是要挨处分？”

　　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赵海清曾被一个来自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问道：“包括父母、儿子在内，你们家有6口人 遇难，而你还在继续工作，这让人很难理解。”在赵海清的回答中，位列第一的原因是“能把陈家坝混乱的局面收拾起来，我 有成就感”。

　　显然，荣誉、勇气、坚强、责任与牺牲，这些“公务员意识”中最基本的价值在潜意识中支配着震区基层官员的行动 ，在震后紧急抢救与恢复重建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果说“政改明星”激越但并不张扬的个性中体现出的“丰富的革命性、彻底的建设性”代表着官员精神品质的超越 ，那么，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时间里展现的“公务员意识”则诠释了官员素质的追求，对于一个现代政府的建设，两者同 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