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 敏

　　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官方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脱敏”态度。一些地方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正视群体 性事件，把它们还原为公共话题，允许天下人评说。

　　记述2008中国人的公共生活，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里，11月尤其不平静。从月初开始，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引发“涟漪效应”，同一个月内， 甘肃永登、海南三亚、福建莆田、广东汕头等地也先后发生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的哥”无疑是这个年度具有代表性的利益 群体之一。

　　相较于出租车司机的“温柔抗争”，2008年带有更多暴力色彩，甚至引发警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集中爆发。瓮 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还有深圳袭警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折射出地方治理中“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 不应急”的痼疾，可以说，直到目前，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有效方法尚付之阙如。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挑战

　　在2008年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当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另一类就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事 件。从地方政府应对能力来看，显然在前者的处置和驾驭上更加从容，而对于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处理则显得力不从心。

　　那么，什么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它给基层治理带来哪些挑战？

　　如果仔细观察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以及陇南事件，就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 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危机管理学家将其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

　　在瓮安，那些推翻警车、焚烧县政府办公大楼的人，绝大多数与溺水身亡的女中学生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同样在陇南 事件中，与当地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的，也未必都是行政中心搬迁的利益受损者。

　　直接利益冲突与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具体利益问题引发，例如出租 车罢运；而后者只是借助一个“导火索”发泄不满情绪，其本身的利益诉求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例如陇南警民冲突。

　　对基层政府来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挑战首先在于其无法预测性。一场普通的纠纷，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甚至行政 机关搬迁，都可能因处置不慎酿成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发泄。这种社会隐性矛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基层政 府预警、处置的难度。

　　其次，政府缺乏利益调节的有效“抓手”。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的解决不难，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降低 公司管理费用，提高燃油补贴等办法满足；下岗问题、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政策途径进行解决。而无直 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基于一种社会心态，让这类冲突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有效应对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直接利益冲突 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更深刻、更广泛。

　　有专家指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 态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 质上还是要追求一种利益。因此，对具体的冲突事件的个案处理，只能治标，治本之策还有赖于一个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格局 的形成。

　　一组公开报道的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3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 还只有0.87万起，而2005年上升至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可以说，在每年近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中， 政府需要更多应对智慧和策略。

　　那么，纵观2008年基层政府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表现，究竟得分几何？

　　体制性迟钝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这句2008年在坊间颇为流行的话，无疑是对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无情揶揄。

　　回顾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演进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 件——局面失控——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 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也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在政府危机管理早已成为显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实施的情况下，瓮安式的信息封堵就显得既“不合时宜” ，又匪夷所思。在瓮安事件中，6月28日冲突发生后，为了不让“坏消息”大范围扩散，瓮安当地政府切断了网络信号，但 是当地网民却用手机拍下照片，到几十公里外的邻县将信息发上网络。一夜之间，天涯论坛、新浪论坛、网易论坛以及各大网 站博客上有关瓮安事件的帖子迅速升温，由于缺乏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传言起到了催化作用，社会不满情绪迅速发酵，很快 演变为无法控制的冲突事件。

　　而在陇南信访引发的事件中，信访者最初也是按照体制内的途径进行利益申诉，但是对话渠道并不畅通。在最初的十 多名上访人员要求与当地主要领导进行对话的要求被拒绝后，人们才开始从体制外的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民意——民怨——民怒的演化，不是在一两天内完成的，但正是基层官员对民意的漫不经心，引发了社会舆情转向社 会冲突，错过了处理群体性事件最宝贵的机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官员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如果用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迟钝，与现行干 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用老百姓的话说，干部只报喜不报忧，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讲成绩是 “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 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尽管专家和百姓的视角不同，但是这种体制性迟钝都是不容辩驳的客观现实。在目前干部考核任用体制刚性约束下， 短时期内唯有从机制和技术上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群体性事件应对，存在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间？

　　伦理路线和技术路线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2008年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思维。哪怕最细微的治理改善，也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官方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脱敏”态度。一些地方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正视群体 性事件，把它还原为公共话题，允许天下人评说。而在此之前，公众只能从主流媒体上知晓群体性事件处理结果，而无法在电 视和网络的公共平台上进行讨论，这种转变无疑值得期许。

　　对群体性事件的“脱敏”态度，还反映在官方对事件定性的转变上。瓮安事件初始，官方新闻发布中有“一小撮别有 用心的人”、“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这样的语汇；孟连事件中，政府也曾做过“农村恶势力挑战政府公信”的结论，但是 很快迫于舆论压力，地方政府开始还原事实真相，指出这些都是因为民众基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宣泄和正当满足，是民众 积怨的集中爆发。

　　在对同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纠错需要大勇气，表面上看只是表述发生了变化，其实是对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态 度转变，将社会冲突还原为纯粹的利益冲突，改变泛政治化的“有罪推定”，这样就可以让地方政府从技术和管理的细节把脉 群体性事件。因此，对群体性事件“脱敏”的新思维无疑是行政伦理趋善的表现。

　　那么，2008年群体性事件处理，地方政府应对技术上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中，当地主政官员与当事者面对面沟通，并将全部内容实时公开。杭州地铁塌陷事故， 面对不停追问的媒体，新闻发言人失控落泪。官方诚恳的沟通态度，及时纾解了积郁于民间的质疑和怨气，为事件的妥善解决 赢得了时间。

　　在群体性冲突发生时，政府既要诉诸理性，更要诉诸情感。因此，薄熙来在电视直播中，始终充满诚意地与出租车司 机沟通交流，不仅让现场司机代表，更让关注事件发展的公众了解政府的善意。

　　而政府更大的善意应该在于，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拓展新的渠道，建立常态化的对话机制，因为，在利益多元化 的转型社会，狭窄的信访通道已经不能承载海量的民意诉求，建设透明性政府、回应性政府，成为地方善治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