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来，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并在这次灾后重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现了新的突破。

　　住着两层小楼、开个小型农家乐、种点食用菌、卖点猕猴桃、一年挣上个五六万元……彭州市磁峰镇鹿坪村村民董益奎这样憧憬未来的生活。

　　尽管汶川大地震令他的家园成为一片废墟，但如今统规统建的住房已拔地而起。按照当地一位村民的说法，地震让这里的经济倒退了两三年，但成都的灾后重建政策让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速了10年。

　　这一切，源于成都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推进灾后重建。5年来，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并在这次灾后重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现了新的突破。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办法”，首先是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定和实施覆盖城乡的“全域成都”科学规划。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办法”，首先是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定和实施覆盖城乡的“全域成都”科学规划。即城乡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农村空间布局规划以及城乡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形成了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全域成都”规划体系和监督执行体系。

　　在这一较好基础上，成都又在灾后住房重建规划中提出了“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全域成都的科学规划。“四性”原则即：考虑长远发展，立足当地实际，突出产业支撑的发展性；结合地形地貌、民风民俗，塑造风貌特色的多样性；与当地自然环境协调，优化生态环境的相融性；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让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的共享性。

　　鹿坪村以及其他数百个聚居点的重建规划，都充分体现“四性”原则，描绘出一幅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

　　成都把“三个集中”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法，以此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成都把“三个集中”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法，以此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积极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稳步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发展。

　　鹿坪村的重建规划，在充分尊重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居住，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发展，有效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生态和环境。

　　成都推进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

　　而“三个集中”需要城乡一体的市场基础。成都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一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给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创新了耕地保护机制，推进了农村产权流转，夯实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

　　面对灾后重建资金不足的制约因素，成都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推出了农村灾后住房重建的5项政策。比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联建，一方面解决了当前的困难，一方面兼顾长远生计，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鹿坪村的统规统建中，就通过实施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利用“增减挂钩”政策，由财政支付重建资金，完善了乡村建设。

　　成都在实践中，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配置。

　　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尽到更加充分的公共责任。成都在实践中，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配置。5年来，成都率先在西部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路、村村通水泥路和城乡客运一体化；实施城乡公共服务硬件设施均衡配置，实行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改善了农村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改革，加快教育、卫生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和城乡文化事业发展，推动城市公共优势资源向农村覆盖，使城乡居民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受灾市县利用重建契机，集成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大加快了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配置的进程。以鹿坪村为例，村落里规划了畅通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医院、小学、文化活动站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商业网点。

　　成都的办法还在于：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体制机制保障。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方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成都经验还在于：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体制机制保障。5年来，成都深入实施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先后对30多个部门进行了职能整合和归并，建立起统筹城乡的大部门管理体制，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和延伸；清理并简化了行政审批的项目和程序，探索实施了并联审批和集中办理模式。同时，全面推行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实行“三会”开放，实施党务、政府和村（居）务公开等。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灾后重建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进一步完善。在很多村，催生了“议事会”“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耕地保护农会”等新组织。乡村自治的不断完善，让农民在参与经济发展和民主管理中当家做主，发挥了主体作用。

　　这种民众的主体作用，实际上体现在城乡一体化的每个环节。城乡一体化的成都办法，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方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重要基础。

　　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展远比预料的顺利，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群众普遍认同，因此有积极性，依靠“土”办法创造性地把大量“头疼”的问题在村组织层面解决了；在面临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的情况下，成都灾后重建之所以进展顺利，根本还在于坚持了这个方针，受灾群众自始至终参与了政策、规划制定和选择的全过程。

　　比如，鹿坪社区的规划，就曾经因为村民反对而两易其稿。最初按照城里小区的标准集中建设4、5层高的楼房，将鹿坪村的500多户都简单“浓缩”在几幢楼房里，该种藕的种藕、该养猪的还养猪，结果被居民否决。最后，规划单位充分听村民意见，作出修改。当一幅如诗如画的规划设计图重新挂在鹿坪村村委会门前，500多户村民一致表决同意。

　　在3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通过5年多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成都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城乡一体化的成都办法也在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2008年，又取得了两个重大进展，一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二是灾后重建中体现“四性”的新农村规划。

　　这意味着，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成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