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67中学 刘桂英

　　我是1975年参加工作的，是一名教师，家离学校有点远，需要一辆自行车。

　　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32元，第二年是42.5元，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我家四个孩子，我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在上学。两个弟弟正是半大小子，挣钱就得先顾嘴，然后供弟弟妹妹读书，哪有闲钱买自行车。我自己其实也无所谓，早点儿从家出门就行。只是班里有几个淘气的学生在路上遇到，就故意放慢速度在我前面骑，让我觉得很尴尬。于是下定决心，再苦也要买上一辆自行车。

　　两年中，我几乎天天中午赶回家吃饭，赶不及就是一个馒头加几根从家里带的腌香菜，当时学校食堂的炒土豆丝一份是五分钱，红烧肉一份是2角钱，我没有舍得吃过一口。买自行车不但要有钱，还要12张“工业券”。我攒钱，母亲攒“工业券”。两年后，我终于买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和我周围的人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共同富裕”到现在的“民富国强”。我的月工资也从开始到83元、133元、380元、1000元、2000元、3000元地往上涨。我也从结婚时住的平房搬到了楼房，紧接着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地买车、买房。

　　前两天收拾东西，在仓库里我看到了三十年来我骑过的6辆自行车，它们虽然样式过时了，但我仍然舍不得丢掉它们。因为每辆自行车都记录着自己和家人三十年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记录着咱们国家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变化过程。 (李跃整理)RJ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