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多拉

　　去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简称《司法改革意见》)，日前已经下发贯彻执行。中央政法委正在抓紧制定实施《司法改革意见》的分工方案，逐项明确 改革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至此，自2007年10月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后，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式启幕。

　　此次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乏令人振奋和值得期待的亮点。据报道，改革的重点将着眼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 约，包括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障政法经费、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等内容。在优化司法职权 配置方面，可能涉及到将劳动教养的职权由公安机关移交至法院，将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从检察院剥离，改由公安机关或其 他机关实施，以及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移交到司法部(局)体系之下，等等。在保障政法经费方面，将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 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改善装备配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经费保障，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法经费的支持力度，等 等。

　　上述改革措施的现实针对性和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将劳动教养的职权由公安机关移交至法院，将较长时间剥夺人 身自由的行为，从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改为由司法机关裁定，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移交到 司法部(局)体系，做到侦查权和羁押权的分离与制约，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机关询问活动的监督，减少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 建立司法经费“财政分级分类全额负担机制”，加大中央财政保障司法经费的比例，有助于打破司法经费由地方保障的格局， 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难题。看得出，这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既照顾了保持现有司法体制相对稳定的需要，也回应了近 年来各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吁求，并力争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实现大胆突破。

　　诚如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所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认真研究和吸收借 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

　　由此，笔者引申到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缓慢甚至停滞不 前，现在，当人们看到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正式启动，是否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呢？

　　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包含着执政党的执政体制改革、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理顺等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同时， 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应该是一个敏感词汇。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政治体制改革同 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十七大报告也指 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 相适应”。与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充实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一样，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部署的 新一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广受关注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事实上也为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动力。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入手，我们可以“开掘”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课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 现实的支点和空间；而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也需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其他层级 (如执政体制、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域(如选举制度、财政体制)的改革，从纵向和横向全面推进改革来加以解决。

　　前段时间，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 改革结合起来”、“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 人民民主”等八个方面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上进行的许多改革，其实是在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 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以此观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并非步履缓慢、停滞不前，而是 一直在稳扎稳打、渐进深入，将来还有相当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从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通过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我们 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感知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特点与走向。并非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很多时候，低 调务实、坚持不懈的改革更有可能取得实绩和成功。(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