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手术台上我感觉自己就像耶稣”

　　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程益(化名)显得比罗婕坚决得多。她在一个不错的外企工作，在自己看来生活充足得略显乏味，她只想要一个老公爱、孩子疼的温馨家庭。

　　程益29岁时，遇到现在的老公。“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这是她的婚姻哲学，婚后不到一年，程益就怀孕了。

　　查出怀孕后，程益整个人都洋溢在幸福里，即使晒太阳都感觉是两个生命的暖洋洋。对于早已定好去青岛度假的行程，年轻人嘛，照去不误。

　　甜蜜在怀孕3个月例行检查时戛然而止。医生说孩子已经停止发育。这让程益简直无法相信，此前没有任何征兆，而且自己发胖了不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些营养全都长到自己身上。

　　第一个孩子总是在意外中与自己擦肩而过，这似乎成了现代职业女性普遍的伤心经历。程益对第一次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申奥成功日，周围人都在狂欢，只有她伤心欲绝。

　　疗养了一年，程益再次怀孕，已经32岁。

　　这一回，她学乖了，马上跑去医院保胎，每天无所事事地昏睡，躺了两个星期，又回到家继续躺满3个月才去上班。即便如此，满怀希望的程益又被医生告知，孩子不行了。

　　程益当时泪就下来了，这回已经不像第一回那么坚强。她已经过了30岁，已经不能再拿“年轻还有机会”来安慰自己了。擦干眼泪，现实还要面对，与肚子里的孩子告别，注定还要一系列撕心裂肺的物理过程，医生必须要做手术把孩子取出来。

　　想到上一次为此也做了刮宫手术，医生说打麻醉会有危险，“你就忍着吧”，躺在手术台上的她觉得痛苦像冬夜一样盼不到尽头。绝望的程益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只觉得做女人怎么这么苦。再一次上手术台，又是整宿疼痛的夜晚。

　　术后，程益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她不敢回家，害怕回家看到公婆悲伤的表情，以及那些散落在角落里崭新的小衣服。老公很体恤她，给她拿来一本《心灵鸡汤》，程益丢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不如给我一碗真的鸡汤”。

　　程益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气自己。“为什么别人生孩子都那么容易，到了我这却这么麻烦。”她一度想领养，但最后发现自己真的不甘心，她决定再试一次。第三次怀孕，程益34岁，已经接近高危产妇。她的美国老板相当模范，批了几乎一年的带薪产假，把她请回了家。

　　这一次程益万分小心，真的是在床上躺了一年。刚开始的两周，她连洗澡都不敢。除了打针几乎没出过门，生怕一动就把孩子掉下来。日子沉闷得像坐牢，更糟的是程益有了不小的心理负担，总怕出事。怀孕期间见了4次红，都是流产的前兆，这让她抓狂不已。

　　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程益开始求助于信仰。老公求佛放在床下，她每天在家看圣经和祈祷。第三次做B超检查，程益一个人站在检查室外徘徊了良久。她很害怕，像等待宣判一样。如果再不成功，她再没有勇气去尝试了。

　　孩子终于保住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等到真正上手术台那一天，程益已经相当镇定。当她在手术台上双手摊开，手术灯照下来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耶稣一样，千锤百炼终成正果。

　　孩子生出来，医生把屁股对着程益说，看！是个健康的男婴。孩子哭了一会没动静了，程益从昏迷中猛然苏醒，紧张地问，“孩子哪去了？”医生说，“就在你旁边，放心。”

　　“孩子是我进城的代价”

　　和那些盼着孩子改变乏味生活的白领有所不同，外省打工女青年的保胎经历更加一步三坎。在她们眼里，“孩子是进城的代价”。

　　马小朵出身于江苏农村，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5万进京保姆大军中的一员。当时他们这些乡下姑娘，都分到各级首长家。马小朵去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待遇可想而知，马小朵却在3年后辞掉了这份工作。

　　她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只为了她心中有一个梦想，学好英文，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英文教师。3年后拿到大专文凭，回到老家，英语教师的位置早被别人占了，好强的马小朵再次进京，想挣足钱到边疆继续圆梦。

　　此时，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她认识了如今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那时粮食关系还在，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马小朵开始为了户口而奔走，为此，1990年她只身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两年后，她和北京的男友结婚。第三年，公司答应帮她把户口挂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

　　一切即将实现之际，马小朵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住在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里，天天吃食堂，突然觉得开饭时的那个味真难闻。她一点都吃不下，但过了点又没得吃，就这么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

　　舍友说，你这是妊娠反应，躺一周就好了。马小朵就躺了一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还不停地盗汗。后来竟虚弱得站不起来，就到医院靠打点滴维持营养。后来丈夫把马小朵接回北京，因为体质很弱，连火车都坐不了，只能飞回去。回到家就开始保胎，期间有过流血，马小朵也并没当回事。

　　没想到5个月时，肚子突然一阵一阵地疼。马小朵有些害怕，因为从4个月开始，孩子就在里面动得很厉害，她也没想到去医院。在外面打工10年，都觉得自己年轻，皮实得很，小毛病根本不理。

　　后来孩子闹了一段，肚子里就没动静了。马小朵过了几天才去医院，医生一听就说胎心没有了。从未生过大病的马小朵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连医生都解释不通。唯一能够扯上关系的理由也许是，马小朵连续10年打工，身体早已透支而又没有及时给予营养。

　　只休息了一个月，马小朵挂念自己悬而未决的户口，又回深圳继续上班。当时正是6月，深圳热得要命，办公室都开空调，可马小朵却冷得要命。一检查，祸不单行，马小朵在之后的引产手术出了意外，得了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很难治好的导致不孕的妇科病。

　　马小朵都呆了，她不明白，自己拼命打工，为户口的事奔波，就是为了孩子。但如今户口有眉目了，怎么又终身不育了呢。这是老天给自己进城的代价吗？

　　之后的三年，马小朵成了医院的常客。每周都要去医院拿七付药，为了挂专家号，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每天拿电饭煲熬中药，人家下了班都出去玩，她就在宿舍里熬汤喝药。

　　治疗还需要吃一种使人停经的药，一吃半年，整个人的内分泌都被打乱了。这个药的副作用总是让马小朵胸闷得难受，戴不了胸罩。有天半夜，马觉得自己得了心肌梗塞，心慌得好似根本不在自己身上。连夜去看大夫，答案是，植物神经已经紊乱。

　　这三年马小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还要坚持不停吃药。每天沉浸在这些事中，熬人。

　　曾经有个同事也得了这个病，她尝试了同事的治疗方法，坚持了一阵就受不了，放弃了。但马小朵太想要个孩子，生孩子对她来说似乎成了一个任务，她辞职离开深圳，放弃户口，回北京继续养病。

　　所有的心思都在怀孩子的事上，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别的事情就无法开始。为此，她连死的心都有。马小朵最终得以偿愿，她为了要孩子前后花了五年时间。

　　成功生下女儿后，马小朵变得很感恩，2005年，她在北京苹果园雍王府社区，发起创办“同心希望家园”，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的打工妹。这个社区住了一万打工群体，居住在猪圈改造过的棚屋里。白天，随处可见大肚子的妇女走来走去。

　　马小朵结识的打工妹里，很多人生孩子很顺利，但之后整个人就彻底病倒了。要么废了，干不了活，要么贫血又黄又瘦，孩子却长得很好。

　　她们90%都在出租屋里生产，因为便宜，只需要300块钱。医院生产是这个价钱的十倍，差不多是他们这些家庭一年的收入。

　　社区里有个妇女产后得了糖尿病。虽然她已经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但她丈夫特别重男轻女，非要再生。她怀了8个都没活，身体完全垮了，还要生。她觉得这是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的法子。她本是个特别爱玩爱笑的女人，如今，整个人都变了，总觉得所有的人都笑话她，终日躲在这个被遗忘的城市角落的棚屋里。

　　马小朵说，她们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育模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