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清晨，石家庄三鹿乳品二厂门对面，卖小吃的老太太正在等生意。

　　她的生意很清淡，对面的工厂虽已有工人上班，可她身旁没有几位顾客。“去年8月(农历)对面工厂停产后买卖就不好了。”她抱怨着。尽管她不能详细地知道，三聚氰胺事件给国家造成多大危害，但她知道自己损失有多少。

　　此时的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正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中忏悔。她认识到“当初的决策与法律违背”。那么，三鹿是如何作出让很多人后悔终生的决策呢？

　　5月会议：意识到出事了

　　2008年3月始，南京鼓楼医院泌尿科外科医生孙西钊就陆续接到南京儿童医院送来的10例泌尿结石样本，这种饮用三鹿奶粉导致结石的婴儿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已很常见。

　　此时，三鹿前副总经理王玉良获悉此事。从2007年底三鹿就开始接到消费者类似投诉。发现问题的三鹿一直和消费者“悄悄”沟通，在三鹿集团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中发现，其共付出118万元患儿检查费用。这与三鹿停产后患儿检查费用无关。

　　不过，当时的形势并没有让三鹿意识到危险的巨大，因为直到2008年5月中旬，这一问题才提交到三鹿经营班子会议上。田文华在供述中称，5月时，病例报告已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三鹿找到当时的医院了解情况，也不能证明患儿肾结石一定是三鹿奶粉导致的，结石高发区、喝水少等都能导致结石发生。

　　据田文华回忆，当时参加经营班子会议的人有很多，总经理、副总经理、部分董事以及两个顾问。会议决定成立几个小组，王玉良负责质量排查，三鹿前副总经理杭志奇负责加强奶源监管。会议“要求各小组立即展开工作，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各小组的汇报，有问题的要立即解决。”田文华在供述中称。

　　另外，还有两名副总负责与消费者和媒体沟通，用广告削弱媒体影响等。一位副总在证言中说：“田文华对我说，媒体出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另一副总刘承德在证言中承认自己负责法律事务。

　　尽管真相几个月后才大白，可杭志奇这样回忆当时三鹿高层的心理状态：其实这时候作为厂里的领导都明白，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原因，我们主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和影响，所以即使明白是质量出了问题，也没有及时停产并召回相关产品。

　　此后，三鹿开始施行“人盯奶厅”，用广告平息媒体报道、质量排查。

　　公心而论，三鹿的质量排查并非不严格。三鹿将自己的样品6次送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多家权威机构检测，结论都为合格。湖南、江苏等监督检验机构还对市场上三鹿产品进行抽查，结论也都是合格。从2008年5月底，三鹿开始对40多种原材料全部进行排查，包括配方、含量等，结论也都是全部合格。

　　直到6月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领导小组在二楼会议室听取工作汇报，告诉我们其他指标没问题，只是非乳蛋白氮含量高，但不知什么原因。”田文华在供述中称。

　　进入7月后，“结石宝宝”病例报告进入高发期。甘肃兰州一家医院，上半年就收治患肾结石婴儿16例，月龄大多为5~11个月，病儿病情重，部分患儿已经发展成为肾功能不全。江苏、陕西、山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宁夏、河北、上海等地都已有病例报告。

　　这才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三鹿一位高管受到一位部委背景知名技术专家质问，甘肃的事情是不是三鹿添加了什么东西导致的?他的回答是：大企业都不会。

　　随后，各处病例报告越来越多，甘肃1名病例报告死亡。没有指名的相关报道也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我越来越着急，就让他们找权威机构查一查。”田文华说。

　　7月送检：送检样品要保密

　　据三鹿技术干部李朝旭证词，2008年7月下旬他去上司王玉良办公室，王玉良正准备将样品送到北京检验。此前几天，他们上网发现2007年宠物食用含三聚氰胺狗粮导致死亡的新闻。

　　李朝旭告诉王玉良，不必大费周折去北京，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就能检验。于是，李朝旭就开始联系检测事宜。

　　第二天，李朝旭和另一位技术干部张志国送检。王玉良特意嘱咐，这事一定要保密。因此在送检包袱上没有写三鹿产品。登记时，他们声称这是市场打假取回来的样品以及从山东等地得到的原料奶。

　　2008年7月26日，经过初步检测发现确实含有三聚氰胺，李朝旭将此消息告知王玉良。31日检验报告已正式形成。不过检验方要求提供产品生产者名称等信息，否则不给报告。经过一番协调，8月1日三鹿才拿到检测报告。

　　8月1日，在外出差的张志国通过同事听说了报告的事，他的反应是：赶快告诉另一位技术干部并向王玉良汇报。同事告诉他，王玉良已获悉此事。晚上，他接到王玉良电话：赶快回来。8月2日，在得到通知后其又赶往上海购买试剂盒。

　　而那时，三鹿集团的全体高层已度过慌乱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