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摊贩公司”的江湖

　　“温州王府井”——五马街的摊贩，被当地记者称为“温州的耻辱”。温州市为清除这一“耻辱”而“战”，允许民营资本成立摊贩公司，力图实现摊贩自律和自治。网民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人们担心因为方式不当，原来看得见的“耻辱”转变成新的看不见的“耻辱”

　　★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浙江温州)

　　被当地媒体称为“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位于温州的中心城区鹿城区。它与北边的广场路、南边的人民路、东边的解放街、西边的府前街，形成一个“日”字型闭合区域，五马街就是中间的那一“横”。

　　这条全长424米的商业步行街有13家珠宝店，五马街每10家店铺就有1家珠宝店。由地理优势形成的商业向心力，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日”字型区域，吸引着巨大的物流和人流。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下称“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用“五马商圈”来称呼这一区域，“这里遍地是黄金。路边摊贩在这里摆上一个小时，可能比在其他地段摆一天的收入都要多”。

　　因此，五马街，“乞丐多、流动摊贩多、垃圾油渍遍地等不足为奇”，2007年，温州当地记者沈绍真在一篇杂文里如此痛陈，“那个得之不易、象征温州街市荣耀的全省唯一的‘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不锈钢牌匾也被撞坏，可怜巴巴地蜷曲在街口一隅”，他愤而批评说，“今天五马街已成为温州的耻辱。”

　　一位卖服装的女业主抱怨，店门口小吃摊扬起的油烟，让她的头发沾满酥油的味道，以至于朋友都以为她在经营餐饮店。商圈内的银泰百货因此丢了几笔大生意——好几个世界品牌考察这个商场，就因周边摊贩出没而放弃入驻的念头。

　　“铁腕反摊”与疏导点的设立

　　上任1个月的姜益祥，做了一个“让市局吃惊的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五马商圈内全面禁止摆摊。市局的吃惊来自摊贩们蕴藏的反弹力，根据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李世斌提供的数字，仅2007年上半年，温州市就发生暴力抗法160多起，127名执法队员受伤。

　　在人民路摆小吃摊的江西人陈早珠感觉到的变化是，从全面禁摊起，城管就由过去的晚上11点下班变成全天候值班，还新增了过去没有的“便衣”。11月，陈早珠不得不搬进离商圈5分钟路程的流动摊贩疏导点——飞霞桥。

　　像这样的疏导点，姜益祥在鹿城区设立4处。尽管影响了摊贩们的生意，但他仍觉得这是市容与民生博弈的最优选择，“五马商圈里不能摆摊，这是刚性要求，就像在北京，肯定不允许在王府井摆摊”。

　　其实，2008年8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但政府制定规划，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同日施行的《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应当注重教育和纠正违法行为，不得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小商小贩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

　　“铁腕反摊”后，商圈内的两三百名摊贩产生分化。在此摆摊6年的重庆人殷胜说，一部分人由此放弃摆摊生涯，一部分人转战火车站等地，剩下的人进入4个疏导点。他自己属于第四类人：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不足10平米，一年租金3万8。平白多了租金和税金开支，但没有无照摊贩的竞争，利润差不多跟以前持平。

　　尽管有铁腕手段和疏导点垫底，但清空商圈摊贩留下的巨大的利益真空，并不能让姜益祥省心。比摊贩的民生更复杂的现实是，根据李世斌的观察，“如果说农贸市场周边、工业园区内的摊贩是为谋生的话，那么市中心区的摊贩完全是逐利而来”，流动摊贩形成的以家族、地域为单位，通过亲友、老乡自发组成的圈子，已经从过去的分散经营演变为集团经营、拉帮结伙、垄断经营。他特别提到，五马街一带的江西帮、安徽帮、河南帮，有一定势力范围，呈现出涉黑性质。

　　直接与五马商圈摊贩打交道的鹿城一分局基层执法者罗志强(化名)，更愿意以经营据点而非籍贯来划分三股势力，“大致可以分成三伙人，分别在纱帽河、第一桥和解放街活动，这三伙人各有势力范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其中纱帽河那伙人最强势，经常跟我们干架”。罗志强性格直率爽朗，以“粗人”自居，被一些熟识的摊贩戏称为“老大”，他经常能获得一些来自摊贩的消息。

　　“人民路事件”

　　2008年11月12日晚7点半，《温州晚报》记者刘青松(化名)带相机来到五马商圈，打算采写一篇商圈禁摊两个月的追踪报道，却赶上一条震动温州的大新闻：在人民路与大南路交汇的东联大厦附近，20多名摊贩跟10多名城管对峙上了。城管的两辆执法车被推倒，另一辆执勤的皮卡被推至机动车道，与围观的人群一起，阻断了人民路——鹿城区的横向大动脉。

　　一位目击者向刘青松还原了冲突的导火索：晚上7点，有6个女摊贩并排摆起摊位卖袜子，在她们后面很不寻常地站着10多个男摊贩。十来个执法者前来管理，男摊贩们一跃而上，抗拒配合，双方动作越来越大。

　　见证了后半段的刘青松注意到，这些摊贩“分工”严密，一个男摊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摊贩们向围观路人大喊“城管打人了”，其余男摊贩则与城管产生肢体冲突，进而推翻执法车。最后，他看见那个躺在地上的男摊贩自己爬起来走了。

　　“人民路事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前奏。11月11日下午，几名自称“摊贩代表”的人来鹿城一分局找到罗志强，要求在商圈内的五马街、蝉街、纱帽河一带摆摊，而且自己可以成立摊贩公司进行自律。遭到拒绝，第二天上午，他们再次找到该局副局长刘玉和，提出同样的要求。刘玉和表示，可以在疏导点摆摊，但绝不能在商圈内。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根据罗志强得到的消息，事件的真正根源在于，禁摊两个月，清空了五马商圈原有的摊贩，原先活动于火车站的20多名摊贩瞄准了这里，希望以制造“官逼民反”的假象来消解禁摊。选择东联大厦附近闹事，是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摆摊，“不属于五马商圈已有的三伙人的势力范围”。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的要求，罗志强在10月份就接到过。五马商圈“那三伙人”的头头，曾向他提出成立摊贩协会，但由于成立协会需要的民政注册很麻烦，就不了了之。“这就像一块大蛋糕摆在那里，你一天不把它分掉，饿极了的人就一天不会停止去切”，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