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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慰震后伤痛的“红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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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突击队在灾区对儿童进行心理辅导。
？深圳的志愿者自发为受难同胞点燃白烛祈祷。
不论未来多少年，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都绝不会让人忘却，而伴随着这场灾难进入人们视野的，还有灾后迅速集结的志愿者(义工)。
深圳五星级义工高正荣正是这其中一员，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接到震后辅导过四川绵竹孩子们的短信和电话，孩子们乐于告诉他自己生活的每一点变化，而他则帮孩子解决思想上的“小疙瘩”。在那些目睹至亲离去的小心灵中，第一时间走进他们封闭世界的“红马甲”已成为生命中最信任的人之一。
事实上，即便是地震之后的好几个月，从当地援建归来的人们也还是能看到当地人在墙上写满“感谢志愿者”、“志愿者辛苦了”之类的留言。如果说，解放军是救人远离死神，志愿者所付出的点点滴滴则重建了人们被摧毁的心灵家园，告诉他们“生活在继续”。
“深圳突击队”震后第四日入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举国震惊。
当日下午，中国大陆成立的第一个义工团体深圳市义工联即决定前往地震灾区，并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拟好了行动方案。翌日，深圳团市委在媒体上发布了征寻入川援助志愿者的公告，而几乎是同时，12355义工热线的电话被打爆，往往四五个电话同时接入。
由于义工们都有本职工作，属于志愿服务性质，因此当时要求报名者所属单位必须同意其入川开展志愿服务才行，结果不少人当即表示，即使辞职也要参加突击队!“不到2天时间，就收到了200份申请。”团市委权益部一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情景。
2008年5月16日下午2时30分，仅在震后第四日，首批“深圳青年义工突击队”共18人集结成行，火速飞赴此次受灾较严重的四川绵竹地区，成为团中央第一支到达灾区的志愿者队伍。
与其他普通送救灾物资的志愿队不同，深圳这支队伍的服务对象和援助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对震后青少年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这些孩子死里逃生或遭遇亲眼目睹亲人和朋友离世，极易出现焦虑、紧张、抑郁等情绪，如不及时进行心理辅导，会影响其一生。”队员之一的深圳知名五星级义工高正荣说，突击队队员来自医生、警察和教师各行各业，相互之间并不了解，但都做义工多年，且具有心理辅导实践经验。
其次，是严格遵守“帮忙不添乱”原则。一方面，突击队队员要有自我保护能力，不能最后也成了被救援对象，所以出发前所有队员都进行了野外生存、防震抗震以及卫生防疫等紧急培训；另一方面，团市委专门在成都建立了后勤补给基地，专人负责对义工突击队的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进行补给，不增加灾区的负担。而这两点，使得深圳赴川援震的义工在管理、专业化等方面均显示出高水平。
主动出击寻找心理干预对象
由于心理援助在以往的灾难事故中并不多见，首批深圳青年义工突击队抵达绵竹后的救援并不顺利。在德阳绵竹市体育中心的灾民安置点扎营后，尽管前来询问的人络绎不绝，但都不是为了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人来要药品，有人来要吃的，有人要求消毒，惟独没人送孩子过来进行‘心理辅导’。”义工们着急了，突击队员李敢说，当下他们就决定主动到安置点内找孩子。
事实上，在大多数义工看来，孩子们整体心理状况其实好于预想，不少人表现出活泼开朗的性格，组织他们画图时，许多人都反映出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拍照时，也乐于镜头前做出的各种动作。只有心理辅导经验的义工才能从细微处发觉一些孩子的异常。
父亲早逝、母亲在地震中身亡的15岁女生刘杏就是这样异常的孩子。尽管表面上她没有沉默寡言或情绪低落，而是主动在安置区里当低龄孩子的小老师，一刻不停帮大人和义工做事，但看似坚强的她却被义工们列入“一对一”辅导的重点对象。“她其实是用不断做事来压抑巨大的痛苦，一旦这些停止或者过程中遇困受挫，心理防线将彻底崩溃。”
“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仅仅有爱心和信心是不够的，面对更多的重大事件，义工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五星级义工李鸿霖作为全国首批赴老挝支教的国际志愿者曾闻名全国，今年他也是深圳唯一同时参加了地震援助和入选服务奥运的志愿者。
经过这两件大事，这位资深义工有了一个强烈感觉:虽然义工没有低端高端之分，但知识层次越高的义工，能做的事儿就越多，发挥的能量。
【讲述】
“震区孩子至今仍给我们打电话”
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七个月，首批“深圳青年义工突击队”队员、五星级义工高正荣正在市义工联办公室里为一场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型活动忙碌，安排和召集当晚到现场帮忙的义工，一切如常，惟独手机里储存的50几条短信和40多个电话记录能透露他与那场灾难的联系，那都是他在震后赴川援助辅导过的孩子发来、打来的，每个月都能收到。
“孩子们一般都是说那边的变化，比如已经不在帐篷学校上课了、已经搬到板房里住了、学校开学了、天气变冷了之类，有些则诉说困惑。大约两个月前，一个孩子当上了纪律委员，因为管了两个违纪的同学而被对方骂，她觉得委屈就发信息给我，我说不守纪律肯定是不对的，但是管理时要注意说话的态度和方法。”高正荣说，大多与志愿者相互留下联系方式的都是当时不开口说话或应急反应明显的孩子，尽管地震带给他们的震撼不可磨灭，当时的惨状和恐惧都历历在目，但在后期的接触中，他们其实已很少讲到地震。
“他们一般不说，我们也不会主动提，我们更希望他们向前走，继续生活下去，对未来有个新的希望。”高正荣对现在孩子们展示出的状态很欣慰。第二批青年义工突击队队员、五星级义工李鸿霖回深后也经常接到那边孩子的短信。同时，借着深圳竹园小学副校长的身份，他赴灾区前还发动全校学生给灾区孩子写信，直到现在，两地仍有不少孩子保持着通信往来，而这也是帮助震后孩子重建心理的方式。
突击队里也有回访的队员，李鸿霖说前不久他们那批就有个来自媒体的队友利用自己的假期去了绵竹，作为代表把队里给孩子们买的文具、书籍等送了去。而他本人则正在筹划拟在2月份进行的募师支教活动。“之前我曾三次联系绵竹地区的教育局，希望了解当地缺乏老师的情况，计划和我的朋友深圳知名爱心人士许凌峰一起组织募师支教行动，但是三次都没有联系上，估计那边灾后重建的工作太忙了。”
目前，李鸿霖计划等今年学校放暑假了，他将组织突击队的老队员再去一次四川灾区看望孩子。
【记者手记】
“帮忙与添乱”的背后
本月12日发行的《亚洲周刊》封面将志愿者列为2008年风云人物，在汶川地震之后，不论是民间自发还是有组织管理，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以小规模编队的方式，迅速奔赴灾区，据说一周之内，人数已逾百万。
没有任何一条评论能否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国人以同胞之爱与人道精神展示着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的茁壮发展。然而，在这样的大灾与大爱面前，存在的问题亦容易被巨大灾情与高度赞扬所吞没，直到事后人们才开始反思，比如“志愿者一头热的赴灾区会否添麻烦?”等疑问。
震后第二天，记者就曾听到某企业义工队抱怨“被阻止赴前线救灾”。原来不少员工迫切想前往都江堰，但当地部门一听便予以谢绝，理由是自发赶来的各地义工、民间志愿队伍来得太多，不仅导致部分路段交通堵塞，有些甚至因缺乏救灾经验反而成为新的救援负担。
而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引发部分义工的思考。首批救灾“深圳青年义工突击队”队员向林原本以为一周不能洗澡，每顿只能吃八宝粥和榨菜是最难的，但去了才发现，“如何才是真正帮助灾区人民”、“怎样才能有效地整合义工救援资源”反而成了最难的问题。他和队友们还清楚记得所见的恶劣一幕，就在深圳义工对绵竹孩子做心理辅导的营地里，另一个城市来的几个义工竟拿着照相机观光式的拍照，同为义工，这让他们感到气愤和丢人。
事实上，包括自1990年最早在中国大陆发展义工事业的深圳在内，大部分义工服务都是在一种内部的、相对平缓的状态中进行，比如在各自的城市，关爱弱势群体、服务大型会议和赛事或在社区帮忙等，而地震救灾则不仅跨地域，更是突发的重大灾难性事件，没人有经验，没人可以预先规划。但越是这样的大事件，平日义工服务中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或松散的行为越是容易被放大，进而引发人们的总结与思考。
“义工是用业余时间，靠爱心和热情在做，因此目前对其专业性只能尽力而为，但回来后，我们仍然发生了三个转变。”高正荣说，首当其冲的便是每次服务前都层层强调义工们一定要听指挥，规范地、纪律地开展活动。再三告诫大家是去帮忙、而非添乱，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其次，则更“居安思危”，比以前更注重对于突发和应急事件的预案和准备，比如地震之后的高交会服务和2011年的大运会。
同时，深圳在发展义工事业18年后，也加快了探索“社工+义工”组织服务模式的步伐。“以专业的社工为主，由他们引导和带领义工做服务，更有针对性和效果。”高正荣说，目前市义工联已吸纳了四五名社工，并在每次义工服务方案拟定时都直接参与或介入指导。
数据/语录
作为团中央派赴灾区的第一支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队伍，“深圳市青年义工突击队”震后第4日即抵达四川灾区，成为接力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在20多天时间里，3批共44名青年义工共对5612人次2岁—17岁震后受灾儿童、青少年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并对其中的278名孩子进行“一对一”个案心理辅导。
“对义工的专业性只能尽力而为，毕竟义工是靠爱心和热情在业余时间从事服务。但地震时各地义工体现出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回来后我们层层强调纪律性、规范地开展活动，我们去帮忙但不要添乱，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首批深圳青年义工突击队队员、五星级义工高正荣
“义工没有低端高端之分，但知识层次越高的义工，能做的事儿就越多，发挥的能量越大，比如去地震灾区要求有心理辅导资质，去奥运要会讲英语等，所以今年我很强烈地感到好义工应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全国首批赴老挝支教的国际志愿者、深圳唯一同时参加了地震援助和服务奥运的五星级义工李鸿霖
策划/统筹吕冰冰撰文张玮
摄影丁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