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彬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始自农村，始自“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30年后，中央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2008年10月19日，新华社授权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事实上，自2001年起土地流转就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试点，尽管在具体施行上仍存有一定争议，但毫无疑问，以此为标志，中国将进入更深刻的变革时期。

　　在我省，政策的深刻变革，激发出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的巨大创造力。鹿泉“土地托管所”、魏县“现代农庄”、大城“土地流转流程图”等新探索，对全省各地土地规模经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在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省长胡春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省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一条小路将田地分成两半，路西的土地阡陌纵横，路东则一马平川，没有一点沟壑。

　　站在宽广的田野里，杜永峰指着路西的田地告诉记者，那些是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土地，但我想早晚他们会加入到合作社来。

　　杜永峰是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说的更确切一些，他是鹿泉市最大的农夫，由他耕作的农田，已经达到近40000亩。

　　■曾经将土地视为“鸡肋”

　　自古耕者有其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辛苦的劳作，土里刨食，汗滴禾下，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城里人。

　　曾几何时，杜永峰也羡慕城里人，也想极力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将他牢牢地绑在了农村。

　　即使在农村，脑筋活络的杜永峰也没有闲着，“种地的人都离不了化肥。”他打起了化肥的主意，最终，成为一个年产三万吨化肥的厂长。

　　从此，他由农民变成了一个商人。

　　即使作为一个商人，他也有自己的土地，“每年农忙的时候，都要觅人，给自己帮忙。但找谁啊，大家都很忙，这里离市区比较近，人们都去打工了，人不好找，也麻烦。”

　　自己家里的土地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将自己家的土地称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后来，他发现，将土地视为鸡肋的大有人在，“在我们村，打工出去的人就有100多，都是家里的壮劳力，每年农忙的时候，回来不是，不回来也不是，回来吧，不仅耽误城里的工作，还少挣很多钱，回来累死累活，最后一算账，还不如在城里老老实实呆着挣得多，还累得腰酸背痛。”渐渐地，终于有人撂荒了———“鸡肋”变成了鸡骨头。

　　■喇叭一喊，1700亩土地入社

　　然而，杜永峰却从这里看出了商机。

　　“如果把农民手里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用自己的化肥，种子，规模种植，那应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杜永峰对自己的想法激动不已。随后，他找了自己相熟的几个朋友，大家听了他的想法，都觉得有门。每人集资10万元，凑了70万元，2008年4月16日，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比《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公布早了5个多月。

　　初战告捷，在自己的村里，大喇叭里传出了杜永峰的声音：“把土地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管，国家各种种粮补贴归你，一年下来，每亩给你800斤粮食。”

　　不久，全村2600亩地，就有1700亩入社。

　　村民老谢算了一笔账：自己种，一亩地一年下来，最多赚300元钱，现在粮食按8角钱算，一亩地能赚600多元，凭什么不入社。

　　最终，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发展入托农户7000多户，土地托管面积近40000亩。

　　■利从何来，规模经营出效益

　　作为商人，杜永峰不会干赔本的事，然而，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的利益从何而来？

　　目前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模式有三种，一是“半托”型土地托管服务模式，农民交10元押金在土地托管合作社登记办理一张“土托卡”，即可享受合作社的优惠待遇。根据自己的需要自选土地托管合作社提供的各种农业服务项目。二是农活全托服务，即服务全托型，为产前、产中、产后的“一条龙”服务模式。产前：农民委托土地托管合作社统一确定种植项目与品种并统一采购农资产品，产中：土地托管合作社组织农民统一进行田间生产，产后：土地托管合作社统一回收或组织农民统一销售。第三种是土地全托型，即土地流转型。类似于“转包”，即农民将土地委托土地托管合作社全权管理，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种植计划由合作社自定，土地托管合作社每年给农民定额分红。2008年和农户签订的合同是每亩每年给农户800斤粮食，粮食作物品种为小麦或玉米，品种任选。

　　“目前我们能赚的钱主要是在化肥和种子上，”杜永峰说，自己生产的化肥，质量上心里有数，种子也都是大规模采购，价格比农民自己买便宜得多。“我们消除垄沟和畦背，提高土地利用率15%左右；变传统的大水漫灌浇地为实行喷灌，合作社用喷灌浇地比农民一亩地减少投入14.5元。”

　　杜永峰说，尽管运行不到一年，但合作社效益情况为：销售化肥1595吨，各品种农药合计2300件，组织各村服务站销售县种子公司的小麦补贴种420000斤，实现销售收入538万元，销售成本512.8万元，销售费用2.4万元，销售利润22.8万元，扣除管理费用7.9万元，实现净利润14.9万元。

　　■杜永峰干了政府该干的活

　　“杜永峰实际上干的是政府应该干的活。”寺家庄镇党委书记封登云这样对记者说。

　　生产队解散后，但我们的行政架构并没有变。说是推广新技术，让农民科学种田，但人少，尤其是和自身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这项工作很难推广，现在杜永峰搞了合作社，要想赚钱，必须要靠新技术，不用别人操心，他自己也就开始注意了，这是他的利益所在，农民没有利益，不会入社，他没有利益，也不会挑头干这摊事，双方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封登云对记者说，我们乡镇政府对他是支持的，因为，他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而且，这么做，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大有好处。

　　■“土地是农民的社保”

　　在采访中，杜永峰拒绝记者将他成为鹿泉最大的地主，而称自己是最大的农夫。

　　所谓“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我并不是土地的主人，我真正拥有的是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

　　记者问他，农民出去打工，土地托管确实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农民在城市没活可干，再回到农村，又没有了地，该怎么办？

　　杜永峰想了一下说，这里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算是他们回来了，想把土地要回去，也随时可以，但我想他们不会这么做，一是经济形势不可能总不好，二是有了土地收益，农民有粮食吃，不一定非要自己种地，明摆着让我们种比他自己种划算，干嘛要自己种。

　　话锋一转，杜永峰对记者说：“实际上，我觉得出现经济危机影响的倒是城里人，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再怎么也不愁吃喝，农民的土地就是国家给农民的保险，相反城里人一旦没有工作，日子就会很难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城里人还不如我们农民踏实。”

　　■发展循环四位一体生态农业

　　“我打算发展循环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杜永峰说，他计划投资在寺家庄镇新建楼区，建一座大型现代化的沼气供应站，可以为2000户居民常年供气使用，沼气是再生能源，比天然气既便宜又环保，一家一天收一元，随便用，比他自己烧煤省钱，还省事。同时沼气池建地下，在上面建养猪场，粪便直接流到沼气池中，利用猪粪发酵农作物秸秆产生沼气。合作社有几万亩耕地，不为产沼气用秸秆、养猪用饲料发愁。三是种植绿色有机蔬菜基地，利用沼液做叶面喷施，既可以做叶面肥又可以起到防虫作用，沼渣通过加工做肥料，解决无公害蔬菜用肥、用药问题，还可以种植有机无公害粮食作物。四是注册联民商标，出售放心生态猪肉、有机无公害蔬菜、粮食等，实现了合作社更大的利润，即可供气、养殖，还可农作物秸秆沼液沼渣利用、有机食品出售等，形成循环生态农业。“我现在正聘请专家做投资设计建造计划，同时也希望在建沼池占地上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杜永峰说。

　　李集周代表：土地流转造就利益共同体

　　“我是土地流转的受益者。”听到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来自秦皇岛的李集周代表笑呵呵地说。

　　我们的土地流转在10年前就开始了，李集周说，那时规模小，但却是土地流转的雏形。

　　1998年就拥有A级绿色食品品牌的李集周现在正在申请全国驰名商标。“土地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源的优势，也才能发挥品牌的优势。”

　　目前，李集周是四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目前，我们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土地流转上，我们在和四个村搞村企共建，将人员、技术、水利基础设施等融合在一起。目前，有六千户蔬菜、果农在为我服务。”

　　“农民其实很简单，只有尝到甜头，才会把土地流转给你，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民一户每年能多收入3000-6000元，何乐而不为？在这件事上，我们其实和农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双方都受益，最终，国家也会受益。”李集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