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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建工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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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第一天早上，距北京市区几十公里的皮村———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这里还属于朝阳区，但是模样却是乡村。因为正处在首都机场航道的下方，每隔几分钟都会有一架飞机起降，据说村民们平时聊天都会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门。王德志说，你不知道吧，我开始来北京是为了上春晚。
前传 春晚梦破碎
内蒙古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人们大都依靠喝酒打牌来消磨时光，王德志则经常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此时科尔沁跃进马场里的他正在酝酿一次“出逃”，他快20岁了，按照老家的习俗，这岁数就该考虑结婚生孩子了，但他不想一辈子就这么过去，无论如何得出来闯一闯。1995年临近新年的时候，王德志怀揣着从家里偷的700元，买了一张从乌兰浩特到北京的火车票，站在了中央电视台门口。他不知道原来中央电视台不是随便能进的，于是他就跟传达室的门卫说，“我要上春晚，我有很好的包袱”。但他在草原上积攒的所有梦想都破碎了，门卫说，春晚的节目半年前就定好了。
家是不能回了。王德志从此开始了北京的辗转生活。当送水员，他的要求是每周必须休息一个下午，好去学相声，在他看来相声可以帮助他在北京站稳脚跟。但他也慢慢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他不想学王宝强，他也不是王宝强。“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究竟属于哪里。无论是当明星还是上春晚，都不是我的去处，这里才是我的家。”
“家” 演绎打工者自己的故事
“这里”，指的是打工艺术团，这个集体里有当年怀揣音乐梦来北京的孙恒等人。回忆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王德志感觉惺惺相惜。于是，2002年5月1日，他眼中的这个伟大光荣的日子里，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在工地、街头为工友们演出，他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相声连着自己的生活，不装，痛快。
同年11月，王德志等人在孙恒的提议下共同创办了“工友之家”。作为一家非赢利性社会服务机构，致力于服务打工者团体的“工友之家”举办各种活动丰富工友们的生活。
种种现实的原因，“工友之家”的根据地几年间数次迁移，终于在2005年7月来到皮村。王德志亲眼看见这个村子从萧条到热闹，外来人口超过了村里人，出租房屋的启事贴满了墙上。去年，王德志拍了一个纪录片《皮村》，里面都是白描打工者在皮村的生活，而隔着不远处就有上百万的豪华别墅等待出售。他不无玩笑地说，努力工作吧，工作一辈子可以拥有豪华别墅的一平米。
在皮村，“工友之家”的规模与名气不断扩大。得到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帮助，如今的“工友之家”已拥有1家打工博物馆、5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1家同心实验学校、1个打工青年艺术团、1个文化教育协会和1家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2006年起，王德志开始负责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的主要工作。中心主要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维权培训等志愿服务。他说，成功的案例有，但失败的更多。
工作中，王德志鼓励工友们参与维权的过程。这既可以避免工友对中心产生依赖性，也可以培养工友的维权意识。王德志还自导自演了电影《命题人生》，故事主要来自他帮助维权的案例，他自己在电影里扮演保安队长。
此刻 打工打工最光荣
2009年第一天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上，天寒地冻，来的人却不少，大家来到这个迷宫一样的村子里寻找久违的热情和感动。王德志的声音不好，他不唱歌，只有用欢乐来感染大家。在简陋的舞台上，他在北京话和范伟式的东北话之间跳跃，他说自己模仿得仅仅是形似。唱到《打工打工最光荣》的时候，全场达到了一个高潮，王德志跟着大家唱起来，“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们建，光明大道是我们建，脏活累活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吃饭。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着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这个时候，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擦过红色圆顶剧场的上空。
本期客座
王德志，31岁，内蒙古人，蒙古族。1995年来北京，怀揣着上春晚的梦想。在北京，不停地更换工作，做过杂工、厨师、面包加工员，在水站送过水、发过小广告，混过六里桥，辗转过东直门……2002年和朋友创办了非赢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工友之家”。
■ 特写
记录离家之路的打工博物馆
工友剧场旁边就是打工博物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一些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和不知从哪里搞到的红头文件。这些曾经伴随过第一代外出打工者艰难的离家之路。展品里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恐怕要数暂住证，光北京的就有4种。王德志说在这个城市呆再久，也只有一纸暂住证。
展厅有一个打工小屋是王德志设计的，狭窄的床铺、炉子，桌子上有小电视、暖水瓶、几本书。王德志说这个很像自己呆过的地方。他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他喜欢看很多书，《资本论》、《红与黑》等，为工友维权的过程让他熟读了法律书籍。一些领导也都来参观过，但是王德志看得很明白：“符号的价值大过实际的价值。”
■ 客“弹”北京
我喜欢“打工”胜过“民工”
300多块去拍一个复杂的人生题目
记：怎么觉得说相声上春晚的那个梦走不通了？
王：2004年，我和搭档带着原创作品《飘》参加了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在这里，我渐渐意识到这个舞台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我们最终没能入围决赛，只获得了一个安慰奖。相声界是个讲究师承，论资排辈的圈子。
记：你现在演出时，会说一些经典相声吗？
王：不会，我一般都是原创相声，写我身边的事情，那些经典的笑话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记：谈谈你拍的电影吧，《命题人生》花了多少钱，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王：有人开玩笑称呼我“王导”了哈，我说我拍大片了，花了800万，其实就花了300多块，机器是别人借的，演员都是群众演员。我讲了一个有点心酸的故事，一个打工者被人偷了手机，他又去偷别人的手机，结果遇到了一个特别变态的老板被打成重伤，其实现实比电影残酷很多。我想说，人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
我们一样创造劳动价值
记：你介意“民工”这个称呼？
王：“民工”开始是个中性的词，但慢慢有了色彩，我们一样创造劳动价值，为什么要强调“民工”、“农民工”这个身份属性。我更喜欢“打工”这个词。我记得参加过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之前商量的时候，有个编导要跳将起来，说如果称呼你们是打工，那我们算什么啊，他还是要强调自己的优势。
记：你现在“工友之家”主要负责什么？
王：主要负责“工友之家”下属的同心互惠店项目。通过与一些高校合作，将学生捐赠的衣物在商店中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义卖。这种销售手段借鉴了西方“社会企业”的模式，尽管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记：“工友之家”现在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你觉得它未来会被收编吗？
王：不会吧。
暂住的人当然是客人
记：你说“符号价值大于实际价值”等等，感觉你的理论修养让人吃惊。
王：那是你觉得我们本来就不会这些东西。
记者：你怎么看“北京客”这个词？
王：呆再久，也就是换来一张暂住证。暂住的人，当然是客人。
记：你会一直在北京吗？
王：会吧，我很喜欢北京，什么人什么事都有。老了，可能会回内蒙古。
记：说说你的2008年。
王：打工博物馆成立。我结婚了。3月，我就要当爸爸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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