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实习记者/李会娜

　　在每年年底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炉后，与那些年度富豪一起，两位制榜人——胡润和范鲁贤，总不免被人拿来进行一番比较。

　　范鲁贤，这位连续五年公布中国富豪榜的福布斯制榜人，在结束了今年的榜单流程后，匆匆启程赶往北京，去中美绿色能源论坛收集各类需要的信息。在友谊饭店的小会议室里，范鲁贤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会把富豪榜做得权威准确，但是我们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使它更为可信”。

　　“财富要经得起追问”

　　《环球》：您如何看待福布斯富豪榜的前首富黄光裕被调查事件？

　　范鲁贤：资本运作的成功曾经是黄光裕夺取首富宝座的最重要因素，也使他成为今年资产严重缩水的中国富豪群体中少有的赢家，但如今他也因此被拘查，我觉得很惋惜。

　　当前黄光裕事件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企业家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企业今后的命运。由于黄光裕主要负责公司的资本运营，而早就退出国美电器的日常管理，因此我认为黄光裕一人被查并不足以影响到国美电器的全部。

　　不过，国美电器仍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主要供应商会尽力支持，其资产质量也不错，但流动性与股本结构重组的多种可能，将推动其股价剧烈波动。从这一点来看，国美电器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至于对整个中国家电连锁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目前来说还是个未知数。

　　《环球》：近几年一些上榜富豪因经济问题落马，成为人们口中的“问题富豪”，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范鲁贤：这些“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环球》：有人说，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富豪来说，留在榜上似乎比上榜更难。有些人把富豪榜比作“杀猪榜”。

　　范鲁贤：(笑)我们福布斯制作榜单的一个精神就是“创造幸福”，而我们在各国家各地区发榜的初衷也更多地是出于对该国企业环境、民营企业家的关注，我认为无论是福布斯富豪榜还是其他的富豪榜，都只是一面镜子，镜子会反射阳光，也会留下阴影，当然我们更希望记录阳光的财富榜样。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公众对富豪的关心更集中在财富积累的方式上，当然阳光下的财富会使人心怀敬意，但富人落榜这样的事情哪国都有发生，黄光裕事件也不会代表中国的民营公司，更不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媒体应肯定民营企业的贡献，而不应只关注他们的负面新闻。

　　《环球》：有人担心，对财富的追逐会使人变得唯利是图，成功的标准本该多元，但现今好像只剩下财富一个标准。您是否认可这一判断？

　　范鲁贤：我不认可这一判断。我在2003年刚开始制作榜单时就想到该如何定义成功，比如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受人尊重，等等。但许多幸福外人很难说得清，而财富多少相对容易量化。我们的财富榜就像是每年为富豪们拍的一张全家福，我们在记录他们的成长。富豪榜上的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创业故事，他们每个人，就像是一扇扇打开的窗，让外界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也为即将创业的人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案例。

　　《环球》：有人认为“仇富情绪”跟富豪回馈社会的努力不够有着密切联系，您认为呢？

　　范鲁贤：中国内地原来的慈善事业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国有机构和一些华侨。但最近几年，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积极参加与慈善有关的机构和活动，很多上榜富豪踊跃捐助学校、贫困地区和穷人或做一些有创意的慈善回馈，这是近年来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中国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个人慈善活动，推动新的财富、慈善、社会责任等文化的形成，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制作亚太地区慈善英雄榜，也是为了推动这种富豪回馈社会的氛围形成。

　　“我们希望把富豪榜做得更可信”

　　《环球》：福布斯今后制作榜单，会否考虑对候选富豪的资金情况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范鲁贤：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上市的越来越多，资产透明度的情况也比以前改善不少，这方便了我们做调查统计，但对非上市资金的调查仍存在较大困难，比如黄光裕有上市的股份，也有非上市的股份，后者我们很难有一个较准确的估量。福布斯排行榜把企业的上市资产和非上市资产作为排行的主要依据，但之前对非上市股份看得比较保守。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些非上市投资应该与上市的部分一样有更高的透明度。

　　《环球》：福布斯制榜的一个依据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报。但有的公司并未上市，您又如何去了解企业家的财富？

　　范鲁贤：原则上，公司财报应该是值得参考的。同时，我们还会找不同的渠道来咨询，然后再做排行。比如腾讯这家公司，我们注意到有一家南非风险投资机构是它的大股东，于是就找到了该机构的负责人直接沟通。

　　《环球》：富豪榜在美国已经做了近百年，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两相比较之下，您看到有何不同？

　　范鲁贤：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在中国获取企业的信息会更加困难一些，但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已经开始全球化，许多企业面对国际的竞争对手，或者跟国际公司合作，都会考虑到自己的形象。所以与大部分公司财务有关的咨询，肯定会越来越透明，中国现在的制榜环境已经完善很多。

　　《环球》：中国现在对富豪榜的关注度不一。富豪榜作为一种产品，针对哪种需求和哪个市场，满足谁的需要？

　　范鲁贤：中国人看富豪榜，主要看本年度有哪些人挣了更多的钱，而外国人看中国富豪榜，是为了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现在一般外国人看中国经济，还是觉得国有公司是最重要的公司，但也逐渐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不但重要，而且是慢慢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力量，根据我们自己做调查，全球公司的领导人都希望对此有较多的了解，我们觉得富豪排行榜是一个工具，可以了解中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