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并在线与网民交流

　　刘连喜：一个有趣的发现，信息时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互联网，无论是胡锦涛与网友在线交流，还是奥巴马依靠facebook聚揽人气，尽管具体方式和参与深度有所不同，却都向我们昭示出互联网在现代社会中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

　　网络已成为无可替代的民意聚集地，极大地激发了公民的参政热情，并凭借其迅速的传播力成为惩恶扬善的舆论推手。有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相信网络在推动国家民主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统宇：来自最高层的对网络的这种高度评价，有着牢固的现实基础。从“华南虎事件”到“史上最牛钉子户”，一直到“胡哥”、“涛哥”、“温宝宝”、“什锦八宝饭”的公开见诸报端，2008中国新闻传播的进步可见一斑。

　　喻国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获得了主流媒介的官方认可，中国的新媒介步入主流影响力的时代。

　　尹鸿：中央领导对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必将引起社会各种力量对互联网信息更强烈的介入。各种政治、商业、非理性动机的出现，都可能改变互联网生态环境。如何在保证互联网对公民言论权、知情权的尊重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基本的伦理性，将成为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难题。

　　“6·28”贵州瓮安事件

　　白岩松：2008年中国媒体行为中的标志性事情，对这件事迟缓两天后的公开报道，记录了转变的挣扎和挣扎后的变革之心，意义超越“5·12”地震报道，并留下社会遗产。

　　时统宇：“瓮安不安”是解读瓮安事件的一个关键词。这之后，影响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大概非一些地方的出租车罢运莫属。公开、透明已经成为新闻报道这类事件的一种常态。

　　俞虹：2008群体性事件频发，瓮安为起始。虽然起因各异，但媒体何时介入，如何报道？已然成为左右事件发展与进程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如何面对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冲突问题，是摆在媒体面前的严峻课题。

　　北京奥运会

　　白岩松：近4万名境外记者，在中国境内进行更宽松环境下的“显微镜下的报道”，告诉我们——如果你足够自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使得因奥运而制定的境外记者采访条例，之后成为常态。

　　尹鸿：中国电视，在全球超乎寻常的关注中，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干扰下，在付出了或多或少的代价和学费以后，在经过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校正之后，像一个赶考的学生，成功地通过了这场受到全世界检验的大考。中国电视的奥运报道，显示了我们国家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的信心和能力；民众更文明、更博大、更关怀的胸怀和气魄；电视人更职业、更理性的潜力和前景；我们的民族更全球、更普世的情感和价值。尽管一开始，“北京奥运”被赋予了过多的“政绩色彩”，但奥运的成果却远远超出了“国家政绩工程”，通过媒介的报道，它也成为一个民族的“文明工程”，一个国家的“民主工程”。

　　俞虹：北京奥运报道做到了在世界的舞台上唱世界的戏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戏！通过赛事报道，实现了对奥运精神的追求与人类普世价值意义的建构。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白岩松：即使在奥运期间，也不能阻止负面事件远离公众，一个媒体的介入足以带动几乎所有媒体的跟进，体现着针对某类事件中国媒体的“中国式”配合方式。

　　陆小华：依然是一个不大的新闻机构的一篇不大的报道，撕开一个惊人事件的一角。有报道说，添加三聚氰胺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值得深思的是，有着敏锐触角的新闻记者，为何对这样的潜规则没能更早发现呢？

　　喻国明：由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反思2007年“纸包子”事件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打压和“封口”是多么愚蠢和可悲。痛定思痛，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用我们管理意识形态的方式去管理食品安全；用过去那种管理食品安全的方式去管理媒体。”

　　崔永元：我更关注的是三鹿集团以外的奶粉企业。中国奶业最负盛名的两家企业也是黑榜有名，为何媒体对他们却表现了最大的宽容和体谅？为何在搜索引擎上都搜不到他们的负面消息？答案在奶界与媒界都心知肚明。没过几天，这两家企业就已整改完毕，新奶上市，各路媒体不惜篇幅为他们大做宣传与广告。媒体的危害远比毒奶粉要厉害得多！

　　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

　　白岩松：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证明着媒体在当今时代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何必要封你的口”？但也以让人难堪的方式，证明着中国媒体的内部分化程度，以及生存对传媒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刘连喜：戴骁军被单位划清界限是此次事件衍生出来的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也因此让我们看到，“封口费”的背后并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缺失、人员素质低下这么简单，而且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扭曲变形，是媒介政治与市场双重属性下难以避免的媒介寻租。说到底，良心还需要体制的保护与支撑。

　　喻国明：是中国传媒人的耻辱，更是那个把负面事件的报道变成“稀缺资源”的制度的耻辱。

　　俞虹：媒体的自律与监督制度的建立当成为重大议题。媒体是社会的监督者，但是谁来监督媒体？在呼吁媒体监督制度完善的同时，更希望媒体人用理性和责任支撑起自律与自觉。

　　全球金融危机

　　陆小华：金融危机百年未遇。对新闻记者和媒体来说，最难的不只是如何报道突发事件，更是如何报道金融危机这人所共知的事件。在危机蔓延及应对的每一天，人们都会问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影响，怎么办？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自然更多要求新闻媒体拿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识。因此，新闻媒体竞争的并不是或不只是独家报道，而是独家分析、独家判断、独家购买意识；竞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发布权，而是解释权。危机应对正在继续，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考验也正当时。当然，也是一种机遇。

　　喻国明：2009年媒介的经营形势趋紧。其中，传统媒介的经营压力更大，新兴媒介的机会显现。传媒融合时代在市场压力下到来。

　　在内容把握上，我们的媒介还不善于占据“解释权”的高地，简单照搬西方的话语逻辑，客观上在“输出恐慌”，这或许成为中国媒介传播的一大弊害。

　　朱虹：危机之中有机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好莱坞生产了《1933年淘金者》、《42街》、《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绿野仙踪》、《愤怒的葡萄》等一大批优秀电影，形成了经济危机中的电影繁荣局面，并给经济大萧条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勇气和乐观精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确定了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支柱产业，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韩国走出金融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当前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借鉴国外经验，认真研究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让文化产业成为化解金融危机的一个利器。

　　展望2009

　　尹鸿：如果能将2008年那些非常时期的报道转变为常规时期的报道原则，不再回到歌功颂德、塑典型、说套话、无节制煽情的宣传老路上去，不再将丧事喜办、空言“伟大胜利”，那么，中国媒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信心，将是一笔巨大的社会精神财富。2009年，对于我们的新闻媒介，特别是新闻媒介的管理者来说，如果不将2008中国新闻的成就变成歌功颂德的功德碑，而是当做中国新闻真正向前一步的里程碑，那么中国新闻就会再向前一步，中国也会向前一步，民众、包括世界对我们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会向前一步。

　　王敬松：中国传媒要想获得突破性发展，关键在于对传媒行业性质的根本调整。如其他行业一样，传媒业走向全面的、多样的、彻底的市场化才是符合其发展规律的。实现此点，非一时之努力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