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了42年粮食工作的袁恩昭，在上海市粮油票鉴赏录中翻了很久，找出一张拇指大小的粮票。

　　“两钱半”，袁恩昭说，这是上海最小面值的粮票，在全国也很罕见。它只是为方便市民买一根油条时使用。

　　在这个鉴赏录中，收集了大到2000公斤，小到半两、两钱半的小面额粮票。还有糖票、布票、肉票、家禽票等数十个品种。

　　2008年1月10日，这位66岁的退休干部说，“那个年代没有票，一个人寸步难行”。1955年开始发行的粮票，在计划经济年代是起到过作用的，能保证物质匮乏时期，人们“虽吃不饱，但饿不死”。

　　但是，市场经济改革使得粮票退出了流通。

　　继广东在1992年4月全面放开粮价之后，1993年1月1日，浙江也取消粮票，紧接着，三四个月后，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北京也宣布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供应紧张，上海粮票最小面额“两钱半”

　　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认为，粮油票在那个年代功不可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的粮食工作会议都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袁恩昭说，那时，要自力更生吃饭，必须勒紧裤腰带。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所有人，只能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

　　粮票在上海的诞生始于1955年。此后，上海发行了粮票、饲料票、油票、副食品票、日用品票等200多种票证。其中，粮票票面面额从两钱半到1.4万斤等共计46个票面，为全国之首。

　　袁恩昭当时负责粮票的发放工作，上海由于人口最多，粮票发行量也最多。另外粮票比较小，用的是防伪的特殊纸张。

　　上海最小面额“两钱半”的粮票当时在全国出名。出差到上海的人无不为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折服。

　　袁恩昭记得，上海人原来吃早点，有“四大金刚”一说。烧饼、油条、稀饭、豆浆。往往一个成年男子的早点是两个烧饼加一根油条。为了使那一根油条不找零，就发明了“两钱半”的粮票。

　　除了粮票外，当时的粮食局还负责发放糖票、蛋糕票、家禽票、肉票、鱼票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多数市民每人每月限购2两油，改革开放后，逐渐涨到每月半斤到一市斤。

　　“最早发行的粮油票，现在很难找到。”袁恩昭说，在那个年代，人们每个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不到月末就能把粮油票回笼到粮店里。

　　粮食部门收回粮油票后，工人将收上来的粮票一张张贴到报纸上，然后用毛笔一行行划掉，再拿到印厂销毁。

　　在1993年以前，上海粮食局有1300人负责给全市居民发放每月的粮票。每到每月的20号以后，下个月的粮票由他们送到社区里。当月的粮票若用不完则过期作废。

　　袁恩昭说，上海人比较精明，常会有节余的粮票。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粮店才答应帮忙代为储存粮票。

　　除了上海粮票外，还有一种全国通用的粮票，人们称之为“满天飞”。拿着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出差，并且不会过期作废。

　　粮食定额计划供给，市民害怕外地来亲戚

　　据袁恩昭介绍，当时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购粮本，上面写着家里有多少人，定量多少。然后按计划发放粮票。然后居民再拿着粮票购买粮食。

　　“购粮时粮本和粮票一起使用”，袁恩昭说，粮店的人对照粮本上的定量卖给居民粮食，如果超过定量，就是有粮票也不能卖。

　　袁恩昭回忆，那时，上海人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大米，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

　　据上海市退休职工林纾说，当时他的每月定量是35斤大米，比一般的职工多，但是到26号，家里常常就没大米吃了，要靠一些粗粮掺着吃。

　　林纾说，那时有外地亲戚到上海，他太太会交代自备粮食，或带着全国粮票。“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大家对粮食情况很了解。”袁恩昭说，当时按照不同的工种，粮食的供应也不一样，大学生以及特殊工种要高一些。

　　袁恩昭认为，当时的定点定量供应其实是让人们“吃不饱，但饿不死”，那个时期，国家要保证所有人都能维持基本生命。这项工作在当时很不容易。

　　提起使用粮票的年代，袁恩昭这位长期给上海市民供应粮食的老处长觉得心酸，“你知道吗？上海市民吃了数十年的陈粮。”据介绍，在1993年粮食放开之前，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市场的标准有四个字“推陈储新”。

　　每年把新米储存起来，将快要放置3年的陈粮推到市场上供应。袁恩昭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国家的损失，多储备些口粮，“因为粮食存储三年就不能再食用了。”那时，上海居民吃粮都是由定点的粮店供应，供应什么米就只能吃什么米。袁恩昭说，上海人喜欢吃粳米，这种大米蒸出来软，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法保证粳米的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供应3斤，其他则是长条状的线米。

　　有一次，一位新任的上海市副市长专门到粮食局商量，能否多供应些粳米。但是协调多次，也无法满足。

　　“不是我们不供应，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弄到。”袁恩昭说，他们考虑着将粳米储备着，能保证春节的时候给每人提供6斤粳米过年。

　　林纾说，那时粮食提前吃完，可以等到26号去粮店提前买，这叫寅吃卯粮，以后逐月地提前买，慢慢节余出来亏空。

　　袁恩昭记得，对于提前购粮的居民，粮店的职工就会上门调查。“粮店的人指着鼻子问，你为何多买粮食，有没有把粮食倒卖给别人？”在当时，倒卖粮食是违法的。袁恩昭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国家部门的负责人见自己单位的粮票有节余，就把多余的粮票拿到市场上想换点猪肉改善职工的伙食。结果被抓，受了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