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她的领导人

　　历史上第二次，由一个外国人近距离接触、介绍中国所经历的变革，和变革中的中国领导人。

　　上一次是斯诺，也是美国人，在1936年，他到延安，找的是毛泽东。同样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不同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引发了西方热血青年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而70年后的库恩，却引起西方媒体对其客观性的质疑。问题的焦点是中国不可思议的巨变。

　　但有一点库恩和斯诺命运是相同的——他们都成为了中国领导人可信赖的好朋友

　　本刊记者/陈晓萍

　　刚进入2009年，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来到北京，为他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做宣传。此书的英文版将在2月由约翰威立出版社在全球发行。

　　这是他第二本引起中国媒体关注的图书，此前一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因为《江泽民传》一书，库恩，这位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在中国进入了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中国领袖传记作家的行列。同时为人所知的还有他的其他身份——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的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等等。

　　1989年，应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作为投资银行家和科学家的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自那时起，库恩就在重组、并购、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媒体、文化、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

　　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让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因此获得信任，这从《中国30年》长达300多人的致谢名单上可见一斑。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都是库恩的采访对象，300多人的采访名单上还有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区地方大员和国有大企业老总以及各行业的精英。

　　因此，《中国30年》一书，与其说是一个美国人眼中改革开放的故事，不如说是一本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她的领导人的书。书的序言中，库恩明确指出，“本书的主旨在于，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给出证据，并且作出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会在书中着重解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我通过这本书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为的是达到两个目的：回击中国威胁论，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接受采访时，库恩清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的写作意图。

　　“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媒体已经问过你，为何《中国30年》一书很少触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你的回答是平衡很重要，但是真实更重要。问题是，如果不触及负面，是否有损于真实性？

　　库恩：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要指出的是，我的书稿涉及中国许多问题，包括收入不均、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我还花了许多笔墨来写腐败问题。

　　我这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向他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会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把中国的负面问题放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背景下来看待。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的成绩多于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成绩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还有待于认识到中国的成绩。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对你说：“中国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外开放推动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库恩：我采访王洛林先生的时候，觉得他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好。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步骤，首先是思想解放，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是开放，开放后才认识到世界发展的规律，把这些规律引进中国，然后进行改革。

　　但现在有些中国人说，中国可以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的精神和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变，算不上30年中国最根本的变迁。你在《中国30年》中指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最重大变化，是中国人的精神的转型，还有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个人自由。能具体谈谈你理解的中国人的精神转型吗？

　　库恩：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真正价值在于人们的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从50年代的反右斗争，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导致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人们彼此之间非常害怕，父母和子女相互提防，夫妻间也小心翼翼，人们甚至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自然界，如果一个动物遭受电击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本能的谨慎，套用一句中国老话，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但再看看今天，现在人们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人们通过手机发送短信，甚至是政治笑话。今天的中国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充满了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的精神和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